【按语】拙作《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之第一部《群山》自199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先出版发行以来，已经修订再版三次。特别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作为党史文艺三部（群山、长河、浩海）合集出版后，引起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更大反响。《群山》曾获中国优秀长篇传记文学奖，并先后被列为文科大学生课外阅读书目和改革开放四十年优秀文学传记。重庆大学研究生院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被选为“我最喜欢当代作家十部作品”之一。现在公开号连载，以享读者。

有的文学评论喜欢给作品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比如红色、绿色、黄色、黑色等，还有的标上各种题材限定的名头，这也许是归类和某种“出新”的需要，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往往与这些“标签”关系不大。因为好的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特定时代及其典型环境中时代风貌与人物个性的结晶呈现，因此任何的人为划定及其主观命名标签，都是蹩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群山》不仅仅是一首真切的“红色歌谣”，而且是光明与黑暗抗争博弈年代里，生命沉浮悲壮与波澜壮阔社会的历史呈现。

出版前言

——深切怀念马文瑞同志

 苍生三部曲: 《群山》、 《长河》、 《浩海》终于完成了。从开始动手的1991年到今天，断断续续用了20年时间。那时我才30多岁,正是血气方刚，整天不知道什么是劳累，白天采访，晚上整理笔记、构思推敲提纲，忙得昏头昏脑，自觉乐在其中。

四年后，《群山》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先行出版。1996年9月，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文学评论界、党史学界的专家和几十位德高望重的西北老革命到会祝贺,引起较大反响。全国各大媒体都作了报道。此后十余年间，不断有专家学者写文章评介，报刊陆续发表评论百余篇，工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 《群山回响》一书。有的说是“新历史小说的成功实验”，有的说是“红色传记的经典之作”，遂获全国五年一评的优秀长篇传记奖，列入北大等文科大学学生指定阅读书目，先后被改编为电视剧本和连环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解放区文艺研究会和陕西省作协还先后两次在马老的故乡陕北榆林、延安联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著名作家、评论家百余人参会。刘白羽、贺敬之、李若冰、阎钢、王巨才、严昭柱、马莹伯、郑恩伯、肖云儒等写文章或致函评论。何西来、陈忠实、周明、王维玲、白烨、刘润为、余义林、张洪溪等都有长篇发言文章。也就是榆林会上，许多同志说，“希望培元尽快写出续篇。”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恩师刘绍棠先生三次来信叮嘱我：“无论工作多忙，都不要放下手中的笔。这对我都是鼓励鞭策，但压力也不小。因为当时已经在延安任职，工作异常繁忙，很难潜心投入创作。但在工作之余，我仍然注意搜集资料，坚持不放下手中的笔。好在1998年，有了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我就紧紧抓住这半年时间，废寝忘食地完成了《长河》第一卷，此后回到工作岗位，又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第二卷(初稿)。《浩海》则是在大庆工作的四年中构思完成初稿的。以后回到北京相对安定下来，坚持早晚加班加点、双休日也不休息，其中甘苦惟有自知。许多朋友都说，你得赶紧跑跑自己的正事了，我却从未动摇写作。始终觉得，这才是我一生要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其中寄托了我太多的真情实意。

2011年5月，完成《苍生三部曲》全部的文稿后，又用半年多时间从头至尾认真梳理和润色一遍，我这才敢说，这套书超出了一般个人传记的容量和写法，是把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与改革开放作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叙写。正如起初为自己确定的目标那样，其中努力塑造了群山般的群众、英烈和前辈，描述了新中国和平建设长河般的跌宕曲折，也展现了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我国改革开放浩海一样激荡壮阔的时代风云。而传主马文瑞,作为这三个重大历史时期的ー位重要的亲历者，则无疑起到了贯穿始终的主线作用。至于作品实际达到的艺术效果，自己就不好说了，留下的遗憾肯定不少。不过20年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子，这对于长眠地下的人们和敬仰的前辈以及自己生活的时代终于有了一个交待。今年适逢建党90周年，明年又是马文瑞同志诞辰100周年，《苍生三部曲》集成由中央文献出版社隆重推出，也算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生日的献礼，更是一个秘书对朝夕相处的老首长的一份深切的怀念。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20年倏忽而去。这期间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所尊敬并深入了解过的此书主人公——西北革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马文瑞同志，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所生活和奋斗过的三个极不寻常的历史时期，都已经随着他们的相继辞世而定格下来。我自己也由动手撰写这套书时的一个热血青年而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许多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已经化作历史，连亲手给这部书颁过奖的文坛先贤刘白羽先生也已作古。但许多关于《苍生三部曲》采访和创作的往事和情景，都还历历在目。值此《群山》、《长河》、《浩海》一并出版之际,把这些讲述给亲爱的读者，或许也是作者的一种责任。

做完了审阅和讨论修改的工作，最后那一天，马老又把我叫到房间，表情显然有些激动，手里拿着笔说：“这本书写得很不错哩，咋办，我就签字啦?”我感动地说：“嗯，签吧。”老人家很郑重地在书稿封面的右上角，用那我所熟悉的简约秀气的字体写下了“同意出版”四个字，又笔力凝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他握笔的手，是那样的用力，书写的速度是那样的缓慢，一笔一划似有千钧之重。在那庄严的一刻，时间都好像静止了下来，生命的钟摆也仿佛明显放慢了。签过字后，老人家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慢慢地放下笔，目光专注地凝视着窗外，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想到了什么。他那种不无痛苦的激动表情所反映的内心活动，就如同元帅将军们在接受军衔时的心情一样呀。从枪林弹雨和艰苦卓绝中冲杀过来的幸存者，在接受嘉奖和荣誉的那一刻，他们不能不想到那些曾经同自己并肩冲锋陷阵、不幸英勇牺牲的亲爱的同志和战友。他们那种复杂心情，或许是局外的人们很难想象，更难以理解的。就在这一刻，我的眼里突然充满了泪水。

此后，回到北京，有一天照例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平日沉默不语的马老突然停下脚步，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说：“你没有问过我,怎就知道我当时心里想些什么呢?”

我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老人笑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可你没问过我呀，怎么写得那么清楚呢?”

我这才明白，他老人家仍然沉浸在审读《群山》，不，更确切地讲，应是陶醉在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和人物深切怀念的状态之中。这令我十分感动，便说：“这其实还是你告诉我的，你回忆了当时特定的情景。在那种情景下，你和相关的人们，想什么，做什么，是有着严格思想性格的逻辑走向的。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推断和有根据的想象起了积极作用。”

老人家点了点头，会心地笑了。这个细小的插曲表明，马老对于《群山》是认可的，甚至是喜爱的。此后，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他被中央确定为“特邀代表”，并派《人民日报》记者前去专访。接受采访临了，老人家郑重地拿出一本《群山》送给记者，并说：“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西北革命历史，很值得一读。”记者有感于马老的深情，在报道中特别描述了这个细节，还把书的封面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

令人难忘的是在 《群山》出版后的十多年间，我不断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或来电，赞扬此书并要求购书。其中，有几位老人，他们的态度令人感动。年逾八旬的原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何承华读后在来信中写道：“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仔细地阅读了《群山》，被书中反映的历史和人物深深感动，被马老的革命生涯深深地吸引。这是一部难得的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教科书。”原中共延安市委书记张史杰在信中说：“我用了20多天时间，又一次认真阅读了《群山》。此后一连好多天，沉浸在深深感动之中不能自拔……”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市的老领导陈烈民已是中风偏瘫十多年的八旬老人。他当时并不认识作者，听说了这本书，专门请人找到一本，认真读过。前不久，我去看望老人，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一再说：“《群山》写得好，写得太好了。我又叫人朗读了一遍。”还有石油部老部长焦力人读了《群山》，曾多次对秘书讲：“这本书写得好，值得认真读。”本来这些好评，是不应该由我记录下来的，但想到已经过世的马老，想到那么多长眠地下的西北老革命，我便不能只是认为这是个人荣辱问题了。书是我执笔写的，历史是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和热血创造的。历史的回声，应该如实地传达交付给历史和后人。方才提到的四位老人，其中有三位，何老、张老和焦老已经相继作古，唯有行走困难的陈烈民仍然顽强行走在生活的旅途上。

在《苍生三部曲》即将出版之际，写下上述这些文字，也是对逝者的追思和悼念，对前辈的感激、崇敬，与青年朋友激励共勉。

                                                         忽培元

2011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