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山（1919.9～1988.8）

1960年，全家人合影。前排左起：廖德京、廖志山、张萍修、廖德力。后排左起：廖玲玲、廖德生、廖阿莉。

序 言

我的父亲廖志山，祖籍是广东梅州人，后搬迁至江西省瑞金县壬田市一个叫湾子乡虾蟆眼的小村庄，那里丘陵起伏，山清水秀，环境优美。1919 年 9 月，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6 岁时父母早殁，后随五叔给地主家当长工、放牛。1927 年 8 月，贺龙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在壬田境内打了个大胜仗，从此，小村庄改名叫做长胜村，由此，革命的思想也传到了小山村。艰苦的童年生活，地主的欺凌压榨，使父亲在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强烈的反抗精神，逐步建立起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我也要闹革命当红军”。1930 年，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瑞金建立了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瑞金县委首任书记是陈正人（解放后曾任农业机械部部长），他迅速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和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革命事业如火如荼。1931 年，年仅 12 岁的父亲，跑到瑞金县城参加了革命。1932 年，在区长的介绍下，13 岁的父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了红军。从此，父亲一直跟随着共产党，一直是人民军队的忠诚战士。参加红军后，父亲先后在兵工厂当过勤务员，后调到红军后方医院当看护员。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父亲被调到红一军团后方医院三所当卫生兵，后又调到红一团卫生队当卫生兵，随红一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抢渡大渡河时，父亲因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全军唯一连续三次强渡大渡河的勇士，战后，被破格提拔为红一团青年干事，年仅 15 岁。1937 年，父亲从红军总卫生部卫生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红军大学卫生所司药，抗大卫生部司药、司药主任、助理员等职务。1938 年，19岁时担任了抗大总校卫生部材料科科长（正团级）。1945 年，26 岁时担任抗大卫生部副政治委员（正师级），次年任东北军政大学卫生部政治委员。1949 年，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调第四野战军卫生部药厂任政治委员。解放后，1950 年，任中南军区卫生部药材处处长。1953 年，调中央军委卫生部任药材局副局长。1958年，调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任副所长，政治委员。1970 年 1 月，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政治委员。1971 年至 1973 年，中央领导调父亲到中医研究院、并中医学院担任军管会主任。他到岗深入基层调研后，立即解放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专家恢复了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表扬。1973 年，调回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原职，同时晋升为正军职。1982年离休，1988 年 8 月在大连疗养时因病逝世，享年69 岁。

1972年，全家人在北京合影。前排左起：张萍修、廖志山。二排左起：廖玲玲、廖阿莉、廖德京。后排左起：廖德力、廖德生。

一、强 渡 大 渡 河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党中央、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红军心系民族存亡，开始北上抗日。15 岁的父亲随部队一路行军、一路作战。湘江战役，异常惨烈，经过五个昼夜的激战，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整个湘江，中央红军从 8.6 万人锐减到 3万人，但仍未摆脱蒋介石部队的围追堵截，形势岌岌可危。1935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彻底批判了王明、李德的左倾主义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红军起死回生，部队开始整编。父亲调到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后后勤学院院长）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后总参谋长），先后在三营七连，一营二连当战士，给一营长孙继先（后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当过传令兵，又调团部给杨得志团长当传令兵。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后，他的天才军事指挥才能和超人的谋略得到充分展示，采用大范围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调动蒋介石数十万部队团团转，使红军不断冲破封锁线，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接下来，直插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大渡河河面宽 200 多米，流速每秒 4 米，水深达 10 米，河水湍急，风大浪高，沿河岸边都是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河水急流直下，数十里找不到一处安全可靠的渡口，大部队过河更为困难。 蒋介石凭借大渡河地势险要，重新排兵布阵，南攻北堵，妄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在大渡河天险地带，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强渡大渡河是对中央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过去了生，过不去亡。能否过河，就成为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战。1935 年 5 月 24 日晚，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亲自指挥下，红一团经过 80 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一举歼灭敌守军一个多营，顺利抢占了安顺场渡口，还搞到了一条木船。

我记得 1958 年有一部电影叫《万水千山》，作者是红军作家陈其通（后总政文化部部长），著名演员兰马主演。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和歌颂红军长征的故事，一经放映，全国轰动。一个周六的晚上，父亲对全家说：“赶紧吃饭，晚上院里有部好电影”。天刚擦黑，父亲就催着我们一人拿着一个小马扎去操场看电影，影片就是《万水千山》。当演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他小声的说：我当时刚从一营传令兵调到团部当传令兵。演到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 17 勇士时，父亲又自言自语的说：“我随孙营长上的船”。我当时心想：随营长上了船，怎么不是 18 勇士啊？但沒敢问，这也成为我多年心中的谜团……。当电影演到红军过雪山（夹金山）时，一个留着胡子的炊事员背着口大铁锅，迎面被狂风暴雪掀到，不幸被吹下雪山英勇牺牲时，父亲的眼眶湿润了，喃喃自语：“过封锁线时，我还见过五叔（父亲是跟着五叔闹革命的），当时背的就是一口大铁锅”。从此，我一直以为：父亲的五叔就是那个留着胡子，爬雪山时，英勇牺牲的炊事班老班长。

多年后，有位叫陈振山的叔叔来看望父亲（长胜村当年有 100 多人参加了中央红军，大部分都牺牲在长征的路上，陈振山和杨世明叔叔及父亲是解放后全村唯一活着的三位红军）。那时，陈叔叔刚回了趟老家长胜村，他对父亲说：“长征时，你五叔的部队在阻击白匪军时，被敌人给包围了，部队前进不了，只好往回撤，五叔不幸途中被俘，被白匪军割掉了舌头。后来五叔找机会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回到老家联系了几位地下党员，又拉起一支游击队，继续与白匪做斗争，但不幸的是再次被俘，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父亲一家三口参加中央红军，两人牺牲，只有父亲一人活到了解放。父亲见到陈叔叔很兴奋，他们谈了很久，父亲还请招待食堂的厨师特地做了几道菜，请他在家吃饭。席间，陈叔叔动员父亲回老家看看，还对父亲说：“你应该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 18勇士啊”。我缠着父亲，非让他说说大渡河的故事，父亲回忆道：“那时我才 15 岁，在团部当传令兵，5月份是雨季，大雨过后河水流量暴增，河水咆哮，风急浪高，非常凶险。刘伯承司令员亲自指挥工兵连扎木筏子，几次试渡，几次都被大浪冲的无影无踪，更是无法架设浮桥。还好，抢夺安顺场时，我们缴获了一条小木船。团长杨得志让一营长孙继先组织敢死队，想乘着夜色偷渡大渡河。但是，河水汹涌，河中又有暗礁，抢夺安顺场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对岸的敌军，部队只好天亮后行动。孙营长在二连挑选了17名战士，因船太小，一次只能搭乘全副武装的 9 名战士。二连长熊尚林率先带领 8 名战士，在全团轻、重火力的掩护下強行渡河。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冲到了对岸，占领了陡峭的堤岸。孙营长随后率领另外 8 名战士，登上第二条船，我抢着要上船，团长杨得志看见了，挥手让我上了船，并命令我过河后了解敌情，押船返回报告情况。我原来就在二连当战士，又在营部当传令兵，与 18 勇士彼此相识，都是好战友。船一离岸，就像箭一样的冲向对岸，河对岸的白匪军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筑有土围墙和碉堡。孙营长带领 17 勇士与敌人浴血奋战，强攻猛打，战斗胶着。就在这时，团长杨得志下令，让红军神炮手赵章成（后军委炮兵副司令）开炮，将仅有的两发迫击炮弹正好命中了敌军，协助 18 勇士占领了敌军碉堡。我完成侦察任务后和船工一起，再次乘船渡河返回。因为水流湍急，木船被冲到下游数里地之外，幸好工兵连及时接应，逆流把船拖回到渡口。当时，杨得志团长万分焦急，看见船到了，立即带领轻、重机枪和机枪手迅速登船划到对岸，指挥部队彻底打垮了白匪军，还缴获了两条船。随后，我和团部一起上船再次强渡大渡河，前后共三次过河”。我问父亲：当时你才 15 岁，害怕吗？父亲说：“当时脑子里只是想着首长动员时讲的话：同志们，红军战士们，我们眼前只有强渡大渡河一条路可走，别无退路，我们决不能当第二个石达开。那时，我并不知道石达开是谁，只知道红军如果渡不过河，就会全部牺牲在安顺场。其实，后来想想，也有点后怕。我不会水，年龄又小，渡河的危险性非常大，但当时沒有一点胆怯，一心就是要和战友们冲锋到对岸，消灭白匪军，继续北上”。通过父亲的讲述，我总算解除了心中多年的谜团，知道我的父亲就是红军中唯一连续三次强渡大渡河的勇士。那时，他才 15 岁啊。父亲接着说：“孙营长挑选的 17 勇士中没有我，冲上堤岸打退白匪兵的也没有我，我当然不能算作 18 勇士啦。但強渡大渡河后，领导表扬我作战勇敢，功劳很大，还提升我为红一团青年干事，15 岁就是干部啦。6 月份，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党中央决定：所有共青团员全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所以，我 15 岁就成为中共党员了，这才是无尚的光荣。”后来，又有很多伯伯、叔叔和父亲的老战友来访，其中有些人也提到大渡河 18 勇士的事，为父亲抱打不平，父亲总是说：“不要再提什么勇士不勇士的，他们大部分人都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一想到他们，我就心痛。一将功成万骨枯，多少战友倒在我的眼前，倒在了胜利的面前，可我还活着，还要争什么勇士不勇士啊。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两次身负重伤，但我还是有幸活到了解放，与牺牲的战友们相比，我是太幸运了”。我明白了：父亲是一个不争功，不为利，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高尚的人。红军《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天险的黄梁美梦。“安顺场边孤舟勇，踩波踏浪斗顽敌，红军战士多豪杰，勇士万代留英名”。 

1970年，廖志山在家乡江西瑞金留影。

二、过 雪 山 草 地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糧。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原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将军的这首歌词，生动的反映出红军战士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在恶劣艰苦的环境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前面就是夹金山了，只有翻过雪山才能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过雪山前，必须要通过藏区。为此，中央制定了藏区民族政策，争取活佛和喇嘛，头人及上层人士，不准部队进入喇嘛庙，争取和平通过藏区。父亲说：“在国民党的宣传下，那些喇嘛丧尽天良，坏透了顶。他们一旦捉到红军的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后，就像剥羊皮一样将红军战士活剥人皮，剔掉肉，剩下白花花的骨头架子，把骨架掛在沿途的大树上，一眼望去，行军路两旁全是红军战士的白骨，场面非常恐怖，想以此吓阻红军长征。当我们看到战友的白骨悬挂在树上的时候，顿时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上级最后决定攻打喇嘛庙，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藏兵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一个冲锋就消灭了大部分藏兵，一举攻下喇嘛庙。喇嘛庙里有成堆的青稞和羊皮，这些物资就成为了我们的战利品。在喇嘛庙的后院，我们还发现有一块已经长成熟的辣椒地，我们这些江西老表，看到辣椒后就别提多高兴了，全部摘下，晒干磨成粉，装入一个一个小袋子里，分发给大家。上级给每人还发了一小块羊皮，就是那种没有经过揉革加工、硬梆梆、带有血腥味的羊皮。我用粗针大脚线的将羊皮缝制成“羊背心”。后来，才真正体会到：羊皮和辣椒是两件难得的东西，成了我过雪山的救命宝贝。

六、七月份的季节，雪山脚下比较暖和，还能穿着单衣，但越往山上爬天气就越寒冷。刚开始，我们这些南方人没有见过雪，看到厚厚的白雪感到特别的新奇和兴奋，甚至都不知道疲劳了。我还爬上跑下帮助战友们上山。可是，当海拔越来越高时，行军就愈加困难。到后来，积雪越来越厚，路越来越难走，寒风凛冽，冰凉刺骨，迎头吹来，让人睁不开眼睛。部队艰难地行军了一天一夜，途中很多战士因为走不动了，倒在了路边就牺牲了。有的战士走累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就再也没能站起来。还有的战士被狂风暴雪吹到山下，英勇的牺牲了。伤、病员们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冻死的就更多了。我仗着年轻、体力好，不敢停下脚步，一个劲地慢慢往山顶爬，冻的实在不行了，就吃一口辣椒面，再捧上一口雪含化当水，抵挡着寒冷和饥饿，最终胜利翻过雪山”。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原计划两军一起北上抗日，但由于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毛主席只能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不足万人的部队开始过草地。父亲说：“真是没想到，过草地会如此的艰难，远远望去，像是一片大草原，走进去却是一片沼泽和泥潭。坐没地方坐，站没地方站，风不止、雨不停。晚上宿营，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栖身，一小块破油布能挤进 10 多个人遮风避雨。每日行军，双脚踩在混浊、泥泞的草滩里，黑呼呼的沼泽散发出难闻的臭味，有的战友一不小心陷在了沼泽里，就再也没能爬出来。过草地前，我准备了几双草鞋也都沤烂在泥潭里，最后是靠裹脚布行军的。最糟糕的是，没过几天，携带的青稞就全部吃光了，只好挖野菜来充饥，把臭羊皮切成一条条的煮着吃，我随身带的两条牛皮带，用刀刻好标记，每天只吃一小块，过草地时吃掉了一根半皮带，剩下的半根舍不得吃，作为纪念一直保留到解放，后来给了老四德力。过草地，红军整整走了七天七夜，我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心里时刻想着，绝不能掉队，死在这臭泥潭里！最后终于走出了草地”。父亲还说：“过草地时，每个战士的绑腿都长满了蛆，泡烂的绑腿打开后，两只小腿都是黑乎乎的，显然，沼泽和泥潭里的臭水是有毒的，走出草地后很久，至少有个把月吧，黑乎乎的双腿才逐渐缓过劲来”。

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留影

走出草地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红军攻占了哈达铺镇做休整和补给。哈达铺镇位于甘肃省宕昌县西北部，东与理川镇相连，南与南河乡相邻，西与岷县麻子川乡接壤，西北与阿坞乡、庞家乡交界，是东西南北通商的集散地。此地比较富裕，历经磨难和沧桑的红军战士终于得到了休整，还尝到了肉的滋味，南方人也高兴的吃上了喜爱的大米。父亲说：“那时，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就像过节一样，每个人都吃的饱饱的，听说还有人吃多后撑死了，但我沒看见，我们红一团沒有一个人被撑死。这次休整，红军还发放了一套新军装，每人一双布鞋，还洗上了热水澡。哈达铺镇的藏民对红军比较友善，他们有牛、有羊，又经商，所以生活过得很富足。这里的人女多男少，他们看到红军战士说话和蔼，遵守纪律，也尊重藏民兄弟和妇女，于是千方百计想招红军战士为女婿，有些人经不住考验，贪图享受，就放弃了革命理想和信念，留在了当地”。父亲很少主动讲他战斗的故事。可能是觉得我们那时年龄太小吧？战争又是那么的残酷，死的人太多太多，所以不大愿意给我们讲那些悲壮的故事。记得有一次，是 1970 年的一个星期日，父亲看到孩子们从部队探亲回家，特别的高兴。聊天时，我的大妹妹玲玲发现父亲的鼻梁上好像有点塌陷，鼻沟上隐约可见十公分左右的白色疤痕，就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才说：“这是我第一次负伤。红军在哈达铺休整后继续北上，途中遭遇到马步芳骑兵的拦截。步兵与骑兵作战非常吃亏，马匪又高又壮，骑着彪悍的大马对着你冲过来，枪射刀劈，造成红军不小损失。林彪军团长下令：2、3 人一组，背对背，站稳挺住，不要怕迎面来的骑兵，要瞄准目标，打马不打人（因为马的目标大，容易被击中）。这一招非常管用，红军反而战胜了马匪骑兵。后来，马匪骑兵撤退到山坡上，占领有利地形，我仍然冲锋在前面，紧追不舍，说时迟那时快，警卫连指导员一把将我拽住，但还是有颗子弹击中了我的鼻梁，留下了伤疤。指导员这一拽，算是救了我一命，否则，有可能就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了。这是马步芳匪军给我留下的一个“纪念”，因为缺医少药，伤口过了很长时间才愈合”。父亲还卷起了袖子，让我们看他的左大臂，那个地方一前一后有两块大伤疤，他说道：“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又挥师渡过黄河东征。我在战斗中再次负重伤，左大臂贯通伤。有一天，我的左臂吊着绷带，刺刀上枪，在村口为团部站岗，师长陈赓来团部检查工作，那时我不认识他，就向他要“路条”。陈赓跳下马，出示了“路条”，还询问了我的伤口情况，是哪里人？做过什么工作？我一一报告。陈赓师长风趣的说：你的个头还没枪高呢，还是个孩子！当即下令调我回瓦窑堡。就这样，我回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到红军总卫生部卫生学校学习。当时，贺诚是部长兼校长（后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我学的专业是药学，教员是李维桢（后军委卫生部药材局局长）。我学校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被组织留在抗大工作。抗大领导何长工（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张际春（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给我改了名字，参军时我叫廖子三，改名后叫廖志山，首长的意思是：你的革命意志高如山，所以就叫廖志山吧，我欣然接受，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红军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有着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它的光辉业绩和辉煌历史将传承万代，万古流芳。红军不朽，红军万岁！ 

后 记

1972年，廖志山于北京。

故事写完了，但思考还在延续。敲字的过程中，我不时会被父亲的经历所感动，忍不住掉下泪来。红军当年长征距今也有整整 87 年的历史了，红军的故事和红军长征的精神还能传承多久？红色的江山是否会改变颜色？革命的大旗是否永远不倒？我们的后代生活在安逸无忧的环境里，蜜罐里长大的他们是否还会记着红军长征的故事？是否会不忘初心，坚持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如果他们变了，国家会怎样？如果他们没变，那他们的子女会不会变呢？看看我们这些“红二代”们，大多数人是争气的。他们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传统，默默地为社会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不愧为时代的儿女和楷模。但是，也有一些子弟背叛了父辈的意愿，贪图个人享乐，腐败堕落，沉浸在权势和金钱之中，最后自绝于人民，他们不配“红二代”的称号，因为他们对不起头上的这顶光环。我们的党必须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红军长征的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当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他们的时候，红军长征的精神将如何传承？是不是应该想些办法，从党和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建设上，及相关联的运行机制上加以改进和保障。因为，长征永无止境，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意味着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面前的道路依然坎坷不平、任重道远，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依然不死，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是需要有一点勇气和精神的，这个勇气和精神就是红军长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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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