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特别怀念！！

【编者按】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曾任国家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位16年期间，他为新中国劳动用工和调配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及劳动科学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贡献。他针对“大跃进”给劳动用工和劳动保护工作造成的灾难，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国家渡过难关、实现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适逢五一国际劳动节，马文瑞的女儿、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马小玫发来一段怀念父亲的留言，令人感动：

父亲马文瑞曾任劳动部长。小时候，每至五一节，我就以为父亲该过节了，可看他还是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他留给我最多的印象就是在各处的办公桌前，有看不完的文件！...现在想想他老人家真是苦干一生，奋斗一生！创建一生！参加建党、建军、建根据地、建校、建团、建国、建制(工资培训劳动保护)、建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缅怀辛劳一生的父亲！  

马小玫2019.5.1

向老一辈革命家们致敬！！今刊发此文，以为缅怀！！（张伊）

从红军晋西游击队到红26军——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的发展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成立85周年，它是中共山西特委在陕北特委的配合下，组织领导创建的西北地区第一支有正式番号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第一支打出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的队伍，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红军晋西游击队成立，成为西北地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

　　一、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于当月派刘天章任山西省委书记。1930年底，山西省委改为山西特委，刘天章任特委书记。1930年冬至1931年春，刘天章和山西特委从驻平定高桂滋部中的中共地下党和骨干分子抽调了杨重远、拓克宽、吴岱峰、胡廷俊、周维仁、李成兰、田有莘等一批有军事作战经验的同志，陆续派往吕梁山区，开展筹备建立红军游击队的工作。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谢子长也派阎红彦、白锡林到山西开展改造土客(保镖)，创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此外，刘天章和山西特委又从太原兵工厂抽调了马佩勋、尹子安、阎茂林、安世仁等一批工人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先后派往吕梁山区进行建立晋西红军游击队的工作。经过周密的部署和准备，1931年春夏之交(5月8日前后)，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下简称晋西游击队)在隰县辛庄(今属交口县)宣告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北方局所派)，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总支书记杨重远。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阎红彦(兼)，第二中队队长白锡林。从此，我国北方地区第一支工农红军队伍诞生了。部队成立后，连打胜仗，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吕梁山地区各县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

　　1931年农历七月间，山西省主席商震下台后，徐永昌成为山西省主席，各派军阀矛盾暂时缓和，形成了一致反共的局面。不久，徐永昌派敌军1个师、1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对晋西游击队进行围剿。

　　晋西游击队队委会根据山西特委的预案，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后，最后突出重围，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本地人转地下工作，留下30名共产党员，每人挑选好枪两支，于9月2日西渡黄河，转入陕北。

　　二、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

　　陕北是中共建党较早的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领导的兵运、学生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党在敌人部队中的工作也不断发展。大革命失败后，陕北的党组织始终领导人民在坚持斗争，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领导清涧起义，打响了我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虽然失败，但对陕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群众基础很好。

　　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后，寻找谢子长、刘志丹和陕北特委。9月4日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南沟岔附近遇到一班敌人，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因为认识敌班长，放走了敌人。队员们有意见，要求开会，重新选举了负责人。会上，阎红彦被推选为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吴岱峰仍为副大队长，下辖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4个班。在安定西区的枣树坪找到了地下党员谢德惠(谢子长的长兄)，得知谢子长在甘肃活动的消息。并通过谢德惠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马文瑞一面派人向陕北特委报告，一面组织动员党团员和青年农民马云泽、强龙光、强世卿、侯奉孝、侯奉来、侯奉高、郭立本、赵福祥、惠怀玉、李维俊、惠泽仁、阎宝忠、路文昌、陈志刚、姬升元、阎保忠、郭万芝、王得民、白雪山等党员和一批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部队发展到近百人。从此，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战斗力也大大加强了。

　　游击队转战安塞、保安、靖边，横山后返回安定，一路连战连捷，先后击溃敌人高玉亭营、万宝山营及地方民团的联合袭击，俘获数十名敌兵和大量枪支弹药，还成立了骑兵队。

　　10月4日到7日，先后有土客武装肖永胜、杨琪、杨鼎、杨桐、师储杰等3部2百余人要求与游击队联合行动。队委会(游击队党委会)经过讨论，并与马文瑞同志共同商议后决定，在他们接受3个条件：1、听从队委领导;2、不抢穷人东西;3、不强奸妇女的前提下，同意他们同红军联合行动，但是暂不正式编入红军游击队。为了改造这支武装，游击队给土客各小队派出了指导员，雷恩均、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5人先后派到师储杰部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又由各队抽调人、枪组成一个执法队(队长雷恩均，副队长白崇发)。因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改编番号的指示，队委会决定继续沿用“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这个名称，番号不变。对杨琪、师储杰部的土客，因成分比较复杂，不能直接改编为红军，为便于统一指挥，暂编为陕北游击支队(一说晋西游击队和土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队长师储杰。队委会会议结束后，派慕嘉绩同志前去传达了这个决定。

　　安定县委派地下党员任志贞送来情报，游击队在玉家湾全歼敌崇宝卿团的王牌军1个加强骑兵排，并乘胜打进了有3道城墙的陕北重镇瓦窑堡内城，震动了全陕北，敌人纠集各县敌军和民团向我军进攻。

　　游击队在安定县凉水湾时接到了安定县委转来的特委指示：游击队应避开敌人主力，可转到甘肃去开展游击战争。并通知中共陕西省委，游击队西向甘肃陇东去了，可派人接洽。晋西游击队南下，在永宁山渡洛河，经北沙川、瓦子川，到甘肃合水县平正川、葫芦河。这时，另一路师储杰部也经十里长岭、金堂、平正川，到了葫芦河，两路队伍会合。晋西游击队和联合行动的土客会合后，共有步骑兵约300余人。

　　三、组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1931年9月，多次兵变失败的刘志丹、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并和当地民间武装(杆子)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取得联系，准备开展新的武装斗争。

　　10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经过大小60多次战斗后，转战到甘肃合水县的南梁堡寻找刘志丹，曾经长期和刘志丹一起搞兵运的马云泽从老乡处打听到刘志丹带二、三十人驻在南边不远的地方，队委会派马云泽带了二十多名骑兵去接刘志丹。马云泽在南梁堡以南的一个向阳的山湾找到了刘志丹。根据马云泽建议，刘志丹派所带的人去召集人到阎家洼子一带集中。刘志丹随同马云泽一起回到了南梁堡，晋西游击队队委会成员和刘志丹会合后，大家都很兴奋，互相通报了各自的情况，阎红彦还把自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红军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和刘志丹会和后，刘志丹把赵连璧、贾生财和杨培胜的3股队伍共200多人集合起来(一说刘志丹在9月将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3部在杨培胜部驻地倒水湾集合改编)。10月30日，谢子长和省委交通员高岗由陕西省委派遣来到南梁，由谢子长总负责部队工作。而此时，军阀陈珪璋也派人到南梁来收编队伍。为此，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陕西省委组建红军游击队的指示，总结了晋西游击队的工作;研究了整顿部队的事宜;讨论了打红旗还是归陈珪璋收编的问题。会上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胡廷俊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进行了临时编队(整个部队没有称号)：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刘志丹召集的民间武装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各支队下辖3个大队(大队内部暂维持原建制)，队委会为全军最高领导机关。队委会认真讨论了省委指示，最后提出新的意见，经省委同意，先行整顿部队，纯洁内部，巩固团结。队委会还认为，南梁地区不能久留，宜向庆阳方向转移，一则解决全军的食宿和冬衣，二则摆脱土匪，为部队的整顿寻求适宜的环境。行动方针确定后，11月7日部队开拔;9日到达庆阳东北三十里之新堡，定此为临时防地。

　　谢子长、刘志丹认真考虑了部队的处境和实际需要，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济军需，生息力量。在经队委讨论后派出了马云泽(一支队)、刘约三(二支队)前往平凉同陈珪璋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谢子长、刘志丹暂时同意被收编为陇东暂编13师警备骑兵第2旅;陈珪璋同意拨给游击队冬装1500套，军饷3000元，修械工具15驮，工人20余名，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等。按协议游击队方面决定以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为参谋主任，马锡五为军需主任。以原第一支队组成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原第二支队组成第二团，团长刘志丹兼任。11月，部队补给换装，转入冬训。整训期间，陈珪璋并吞心切，一面派代表在上层谈判，纠缠不已;一面在基层拉扰串连。同时在驻地周围布防，准备如谈判不成，武力解决。在招收的杆子头、土客、镖头中，有一些人也想变草寇为军阀，而密谋投陈珪璋，有的则公开活动，形势比较复杂。鉴于形势的变故，队委会当即立断，决定即行转移，首先摆脱敌人。1932年1月8日部队从现住地出发，突破了敌军包围，9日到达合水县柴桥村。

　　1931年12月中旬，陕西省委派省军委委员荣子卿、高岗等来到部队，再次传达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并对招收土匪(指土客和杆子)、接受陈珪璋改编等问题，提出批评。队委会根据省委指示，考虑到一方面队委会关于整顿改编的认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部队成分不纯、纪律很差，故此提出，部队的改编不宜以红军命名。同时考虑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决定暂定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并得到了省委的批准。

　　1932年1月上旬，在北柴桥村召开了改编大会，谢子长宣布了省委的改编命令，正式宣告“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以下简称反帝同盟军)成立。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兼)，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处主任杨琪，下辖两个支队，两个直属队(由晋西游击队组成：警卫队，骑兵队)。第一支队长师储杰，一大队长师储杰(兼);二大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吴岱峰;三大队长雷恩钧。第二支队长刘志丹(兼)，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一大队长赵连壁，副大队长刘景范;二大队长杨培胜;三大队长贾生财;四大队长唐青山。直属警卫队长白锡林，直属骑兵队长强龙光。全军共计500多人，装备为现代武器和刀矛各半。部队编成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下简称队党委)，谢子长任党委书记，委员有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各支队成立了党支部，一支队支书马云泽，二支队支书刘约三。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成立后，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开始按照建设红军的要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和训练。

　　四、红军陕甘游击队诞生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六大解除和镇压地方土匪武装和首领的精神，分析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组成成分，认为部队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晋西游击队是自己的同志;师储杰部土客(一支队)是土匪;刘志丹部地方武装(二支队)是土匪。决定解除所谓土匪武装，并派陕西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作为巡视员去执行。

　　1932年1月中旬，李杰夫偕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来到部队，担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队委会书记和政委。李杰夫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纯洁队伍，整顿纪律，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红军”的指示，要求部队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并从速开赴农民斗争已经开展起来的渭北 (三原、富平、旬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渭北苏区。

　　这时，军阀陈珪璋仍有收编同盟军的打算，在他看来，虽然收编整个部队不太可能，但是收编一部分是有可能的。陈部刘宝堂团团副史方成住在同盟军二支队指挥部到处活动，同时想接受军阀收编的师储杰、杨鼎、杨琪等部的哥老会活动很厉害，主张收编的一支队、二支队和反对收编的晋西游击队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这对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生存和组建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军队委会(委员有李杰夫、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胡廷俊等)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讨论，但是会议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一方面，刘志丹认为立即打红旗的条件还不成熟，建议先接受军阀陈珪璋的收编，等时机成熟再打红旗;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形势急迫，应尽快执行省委的决定打红旗，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的红军。会上始终争论不休，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鉴于军阀收编活动的猖獗和内部争议分裂可能加剧，加上后九天共产党员杨庚午部1000余人被军阀高双城收编后，主要领导人被枪杀，部队被吃掉;谢子长、刘志丹拉起的部队在三道川遭军阀张廷芝突然袭击被打散;阎红彦、白锡林在山西改造土客武装时，曾经被师治贵缴过枪等血的教训。另外，赵连壁部在从新堡到柴桥子村转移过程中，在任家堡“尽取堡内牛羊牲畜及群众衣物被褥，并杀死冯亮、刘凤礼、刘省娃、杨继学、段双城、赵长毛等20余人。”到三嘉塬也不时出现 “打、砸、抢，伤人、强奸妇女”，特别是腊月二十四抢了永和集，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反映很大。省委代表和部队主要领导人召集队委会(没有通知刘志丹)，会议研究分析，如果按照省委决定，对这几支部队一齐缴枪，师储杰部100多人，杨琪、杨鼎部100多人，刘志丹部200多人，晋西游击队只有90余人，力量不够。考虑到师诸杰、杨棋、杨鼎等部本地人少，部队成份和纪律虽然也很坏，但比起刘志丹部的情况稍好一些，加上原来派了雷恩俊、马凤英、吴岱峰、陈玉卿、惠泽仁、白雪山、李来白等十多个党员去作骨干有的还担任大队长、队长等职务，掌握了—部分力量，估计师诸杰、杨琪、杨鼎等都不会马上出问题。而刘志丹部则多是本地人，土匪、民团、哥老会、大烟鬼较多，到处拉票抢人，纪律很坏，虽然有几个党员(如魏佑民、刘约三等)，但是都没有实际权力。对这支部队，一点把握都没有。因此，决定立即执行省委的指示，先解决刘志丹部赵连璧、杨培胜等人的武装。决定在驻地三嘉塬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出发前由总指挥谢子长讲话，讲话结束后立即缴刘志丹部的枪。

　　按照队委会决定，2月6日(腊月二十八)，部队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总指挥谢子长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又对烟贩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宣布收缴二支队的枪，缴枪过程中，赵连璧拔枪反抗，被神枪手、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打死。有个姓许的战士误缴了刘志丹的枪，当时就被马云泽喝令退还。缴枪后，二支队不愿意留下的100多人被遣散，留下刘约三、魏佑民、王殿斌等愿意参加红军的50多人编了1个新兵连(一说打死赵连璧的是二大队长阎红彦，二支队全部被赶走，刘志丹被软禁;另一说打死赵连璧的是警卫队政委胡廷俊)。

　　“土客”出身的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早在1个月前就派土匪出身的亲信高平贵去西安，通过师的侄子师作范与杨虎城部联络，准备相机投归杨部。这时趁混乱之机，将部队拉走。形势紧迫，斗争残酷，队委会一面加紧做好加强队伍的稳定的工作，一方面加紧了筹备成立陕甘游击队的工作。这时，渭北地区党组织动员三原武字区和旬邑的农民100多人前来参军，编为补充队。

　　1932年2月12日(正月初6)，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正式宣布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兼队委会书记，参谋长杨重远，经济主任马云泽。下设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和一个警卫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政委杨森，副大队长杨琪，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还有一个补充队，二支队留下人员编入4个大队，全队共400多人(一说360余人)。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代表省委给陕甘游击队授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黄土高原组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从此，红军的大旗就在西北一直飘扬，再没有倒下。

　　对于打红旗的正确性一直没有争议，但对于谁做出缴枪决定及其对错，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中央1986年对此做过结论：“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依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五、改编为红26军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根据陕西省委命令，挥师南下，进军关中，准备在渭北平原创建根据地。虽然取得邑旬县阳坡头毙俘前来“进剿”的杨虎城部警备团3营300余人(胡廷俊负伤)及邑旬县职田镇、耀县照金镇等胜利，但遭受到数千强敌的围攻，无法立足。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被迫回师陇东。陕甘游击队改变了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20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来到寺村塬，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4月，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了有72个村镇的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开创了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河。

　　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带刘志丹、黄子文来到游击队，杜衡一来就指责陕甘游击队离开渭北平原在陇东开辟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梢林主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4月21日，谢子长指挥陕甘游击队南下奇袭攻占旬邑县城获胜，俘敌300余人，这是西北红军第一次打下县城，影响很大，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由于谢子长等人认为到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北平原，游击队无法生存，反对省委要游击队去渭北平原打游击的决定。所以打下旬邑后，杜衡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及警卫大队，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李杰夫、黄子文分任政委，吴岱峰、杨重远分任参谋长，警卫队人员被分编到三、五两个支队，骑兵队被编入三支队。谢子长与警卫大队政委焦维炽被派到甘肃靖远组织兵运，警卫大队长白锡林被派到山西工作。三支队去陕西乾县、永寿、礼泉、彬县一带活动;五支队到淳化、三原一带活动。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有600余人。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陕甘游击队前往陕北进行战略转移，9战8胜，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6月初，在延安南边临镇战斗失败，部队损失三分之一。李杰夫等人以临镇战斗失利为由，坚决不继续往北，部队掉头南下进攻韩城失利。6月下旬，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返回陇东，部队只剩下200余人。李杰夫等领导人提出：“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愿南下者跟我们走”的错误观点。在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人的反对下，在宁县梁掌堡召开队委会，克服了“南北分家”分裂红军的错误思想，决定在陇东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发展。将三、五支队改编为2个步兵大队和1个骑兵大队，选举阎红彦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撤销了李杰夫、黄子文的职务，刘志丹改任第二大队长。

　　7月9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地下党员高鹏飞根据杨林、苏杰儒带来谢子长的指示，发动西华池起义，170余名起义官兵与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为队长。这次起义由于事前周密的安排部署取得了成功，这也是西北70余次兵变里面唯一成功的一次。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和1个骑兵队，刘志丹、吴岱峰、高鹏飞、强龙光分别担任各大队大队长，游击队增至500人。7月中旬，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担任游击队政委，李艮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吴岱峰等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李艮等人还在原队委会以外，另外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在李艮的错误指挥下，游击队在王朗坡、三嘉塬等地连打3个败仗，损失惨重。到8月下旬，部队锐减至70多人，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随即全部丧失，李艮等人去西安找省委汇报。

　　8月30日，陕西省委鉴于情况危急，又派谢子长重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部队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领导两当起义失败后返回家乡的习仲勋听说游击队在照金，随即赶到照金镇以西的杨柳坪和谢子长、刘志丹会面。此时，敌人开始了新的“进剿”。 9月12日晨，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歼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400余，缴枪300余支，击毙富、铜、耀3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不日，敌军又集结5个团和几个县的民团兵力反扑。红军为避敌锋芒，撤离照金。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谢子长、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权习仲勋、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9月中旬，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失利，部队伤亡严重。游击队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为了克服困难，在合水莲花寺召开队委会会议上，决定分散活动：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领骑兵大队到陕西耀县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带领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山掩护高鹏飞等60余名伤病员。

　　11月随陕甘游击队在耀县照金一带活动的李秒斋(山西省汾西县人)，组织韩天成兄弟等建立了有40多人的芋园游击队，李秒斋任政委。20多天后，芋园游击队首战川口，接着攻下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占领兔儿梁，和后来到照金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共同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经过几个月的分兵游击，除了三原武字区活动的部队埋枪解散外，其余各部都筹集到了大量粮款物资，恢复了战斗力，并且分别给中共北方局、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送去打土豪所得经费。12月上旬，各路游击部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

　　12月中旬，游击队接到省委令陕甘游击队开往宜君县转角镇杨家店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示，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和省委的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12月22日，杜衡在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上山主义”的错误，“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的领导职务，借口发扬军事民主，对原游击队的干部一律不用，干部全部从班长、战士中产生。同时，杜衡还要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谢子长从部队开除。在谢子长、阎红彦与王世泰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杜衡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两人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二团政委，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二团团长，参谋长郑毅，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处长。团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少年先锋连，共200余人，150支枪。

红26军诞生地暨红26军军部旧址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硕果仅存的唯一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而红二十六军是由红军晋西游击队为主干的红军陕甘游击队整编而成;原红军陕甘游击队成员谢子长、杨重远、杨琪、强世卿、魏武、马佩勋、白雪山、路文昌、王兆相、杨文模、李成兰、李成荣等都是红二十七军及前身各游击队支队的主要骨干。红军晋西游击队和红军陕甘游击队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及由其为主干组建的陕甘游击队对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的重要贡献!刘天章、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马文瑞、赵伯平、吴岱峰、拓克宽、黄子文、白锡林、胡廷俊等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拓宏伟，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化民，长沙税务干部学院退休教师、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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