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文: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

  • 时间:   2022-10-15      
  • 作者:   马晓文      
  • 来源:   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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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


马晓文


“我想延安!”这是父亲马文瑞一生中最后写下的四个字。每当想到父亲临终前已经很难开口说话时,艰难而坚毅地写下的这深情而厚重的四个字,我们总会热泪盈眶!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

爸爸是一个陕北山沟里穷苦农民的儿子,从家乡黄土高坡的沟壑里一步一个脚印走了出来,走上了革命之路。

19938月,父亲在为《延安文艺的光辉十三年》资料图片集题写序言时写道:我作为一名老延安,有幸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拜读这本“图片”集,心情感到格外激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仿佛回到了50年前的延安岁月。我又听到了深情豪放的《延安颂》,雄壮激昂的《黄河大合唱》;又见到了诗人柯仲平在清凉山上激情饱满地朗诵他的新诗,看到了王大化和李波在延河河畔演出《兄妹开荒》……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说这句话时父亲病情加重,已很难迈动脚步,我们扶着他在北京医院的阳台上散步。当他听到来访者在谈论到党内外的一些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时,父亲站稳脚步,神情异常严肃而坚毅地叮嘱我们这句语。他始终认为,延安精神是荡涤腐朽思想的利器!父亲对延安精神有着完整系统的总结。

“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父亲对我们讲过,这也是在194211月,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为表彰父亲在组织边区运盐工作中的突出成绩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的题词。这是父亲一生中深感自豪并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要让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这是在19918月中下旬,父亲对我们在分析思考海内外(主要是俄罗斯)政治风云变幻所提出问题时的回答与告诫。至今,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他在讲这句话时凝重与坚定的表情,这句话也几乎成为我们全家子女在遇到问题时的座右铭。

他曾在回忆中提到:我之所以在很小的时候(14)就走上革命道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比较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起先用功读书的思想动机是“好学向善,读书争气”。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视野扩大了,学习的范围拓宽了,思想上也有了要革命的念头……这一时期,我最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为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民权、民生”,劳动人民才能摆脱封建压迫,国家才能强大,帝国主义才不敢欺负我们……1926年初,大革命高潮到来,我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凡是能找到的进步书刊,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我由浅入深,一本一本地读,一句一句地理解。在我的眼前逐渐展示出较之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更为科学的社会变革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办,才能使中国真正摆脱封建枷锁和帝国主义的奴役。


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要做好普通一工,做好普通一农”

这是父亲时常告诫我们的。我们从小都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因当时的社会和学校风气很好,父母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我们也自然都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艰苦朴素为荣。很多同学并不知我们的家境,直到“文革”开始,才知道我们的父亲原来是“劳动部头号走资派”。

家中我和阿莉是出生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陇东庆阳和革命圣地延安,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过着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两个阶级、两个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父亲要求母亲马上参加土改工作队。那时我7岁,阿莉5岁,小瑞的年龄只有不到3岁,刚20岁的小阿姨高佩莲带着我们三个。听高阿姨说,母亲走后,有人对她说:“高佩莲,你好大胆子,万一出了岔子,看你怎么向马部长(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交待?”一句话可把高阿姨吓住了。当时天天只有黑豆芊芊饭,小瑞又得了痢疾病,发烧拉痢疾不止。阿姨就用当地的土法:将红枣、馍馍烧成黑炭灰,吃下去,仍止不住拉肚子。她急了,托人给我们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高低要回来一人看管孩子,否则,万一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任。她想不到父亲真的认真地回了她一封信。信里说:高佩莲同志,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孩子们虽是革命后代,但革命工作第一,土地改革第一,陕北和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第一,孙铭同志一定要参加土改工作,不能回去带孩子。你尽力了,孩子若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

从陇东到延安,再到北京,不论是实行供给制还是工资制,家里孩子多,除了自家七个,还有烈士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家里生活仍然紧张,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总是不论男式女式,经常是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大改小,肥改瘦,旧了也舍不得丢,穿烂为止。那时,为了节约生活费买书报,周末全家孩子常常从学校步行十几里路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子女无一人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仰仗父母而享受特殊照顾。特别是一直在西安兵工厂工作的大女儿新如,看到这回父母总算来到自己身边了,可是谁也不相信,她没有沾上一点光,仍然住着她的两间小房,仍然没有调动工作,依然过着清贫的老百姓生活。


李先念说:“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父亲担任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从19549月到1966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是共和国一届人大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部长。195411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看见他,很高兴地问:“马文瑞同志,你来了,上任了吗?”他回答:“开完政协会就去上班。”毛泽东风趣地说:“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那一年父亲42岁。

那时,父亲深感重任在肩,他调查研究确定劳动部门的职责任务,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工资、劳动力调配、劳动安全保护、社会就业和技工培训、锅炉安全检查等全都是关系到国民生计、千家万户的大事情。而这些工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为了担负起繁重的劳动工作任务,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父亲日日夜夜加班加点,组织准备全国全面的工资改革。早在1948年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就提出了“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的区别,预见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实行工资制。19517月刘少奇曾经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

全国工资会议于19563—— 4月在北京召开,讨论有关职工工资增加时机和提高的水平问题。19566月的工资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为防止领导脱离群众,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将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标准压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等工资定为一级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带头把工资标准由每月六百四十四元降到每月四百零四元八角。部长最高工资标准由每月四百六十元降到每月三百七十二元。在历次调级中,母亲因在同一个部的父亲手下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初定级直到“文革”结束,从未被调级。

19588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城后搞工资制没有理由,要废除工资制,提出:“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分管劳动部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好心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刚刚进行完工资制度改革才两年,又要“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这个制度改革的弯子来得实在太急太大了。爸爸越想越感到问题严重、复杂,难以实施。经过几天反复思考,决定向陈云请示汇报一次。陈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讲道:“毛主席让搞供给制,你不搞行吗?不然就又要开南宁会议了。你先搞个试点,先试试看嘛。”父亲与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商议后,在四川一个工厂搞起了改行供给制的试点。1958年秋,试点单位的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并不赞成恢复供给制。195811月,在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但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经济等,是发展还是限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在实际上从思想认识和理论上,酿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苦果。

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简”。由于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中央痛下决心搞精简职工。中央成立了五人小组,集中力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党中央认定能不能贯彻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关键是看能不能完成精简任务。父亲主持的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繁重工作任务,不分白天黑夜地紧张忙碌了近三年。到19639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发言说,在两年半精简中,共减下来二千六百多万人。除去同时增加的一千万人,净减约一千六百万人。节省开支七八十亿元。父亲发言刚结束,周恩来总结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愚公移山,很了不起。全国平均五个职工减去两个,二千万呀,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的国家搬了家。精简任务是基本完成了,父亲也病倒了。李先念伯伯不无感慨地说过:“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胡耀邦说:他是三中全会的一员干将

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33日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主持工作。109日正式开学。1977812日,召开中共十一大,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1210日,党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接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父亲接手工作后,又一次焕发了政治青春,憋足了劲拼命工作。他很快增设党史教研室,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设立四门主课。请吴亮平、成仿吾等老同志当顾问。调动得力干部充实教学一线,提出“教学工作是党校各项工作的中心”,亲自作了《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的动员报告,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19783月哲学教研室向父亲汇报工作时,提到胡耀邦交给哲学教研室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父亲当即表示支持。19784月,哲学教研室搞出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文件,明确规定要“以实践为检查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当时,光明日报转来一篇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正好中央党校的同志也写了这方面的文章,他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经多人修改,胡耀邦审定,最后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5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引起了中央党校和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说是“砍旗”,“是方向性错误”。父亲把文章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认为观点正确,站得住脚,支持写文章作进一步的阐述。在罗瑞卿和父亲等人的支持下,1978624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把真理标准的辩论和解放思想的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97811月父亲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1124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父亲的大量发言登在三中全会的会议简报上,被胡耀邦称赞为三中全会的干将。


陕人治陕

19781225日,中央决定把王任重调回国务院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调父亲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胡耀邦对他说:“陕人治陕。”又说:“你对陕西历史问题的看法始终比较客观、公正。对干部也熟悉。只有你去最合适。把大家团结起来,把工作搞上去。”邓小平要他去陕西后“应把拨乱反正当作大事来抓。要恢复按劳分配,搞活经济。整顿好基层领导班子,重视搞旅游”。那一年父亲66岁。他一上任第一站先到延安,之后深入陕北、陕南调查研究,调整领导班子,加强“陕北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到1984年,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产值,跃居全国第十五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南京的城墙相继拆除的巨大压力下,很多人强烈要求拆除西安破旧城墙。当时他广泛听取并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力排众议,坚决坚持保护和维修城墙和城墙公园,并带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父亲成为保护、修复西安古城墙,建设古城墙、古城河、环城林为一体的环城公园关键的第一人!

父亲晚年对国家生态建设、生态文明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头等大事。他特别想念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许老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生态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他要我们去拜访许涤新夫人阿方阿姨,向她讨教,果然她找出已经绝版的两本书:许老1984年写的《生态经济学探索》和1986年主编的《生态经济学》。父亲爱不释手。20023月,美国人莱斯特·布朗写了一本《生态经济》,其中也说到中国的生态经济建设,也引起他的注意,他还将此书分送给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册。

父亲是陕西人民的儿子,那片多灾多难的热土养育了他,他以为陕西人民服务为己任。他第一个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构想,并多次借用哈默对他亲口讲的“陕北地下都是宝,是中国的科威特”这句话到处宣传。20038月始,陕西连续下了大暴雨,渭河、泾河等发生大洪水,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使交通中断。2003912日,父亲因病重住院,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情况,让女儿晓力去渭南了解灾情,并捐了款。920日,让晓力代他向党中央胡锦涛、温家宝写了报告,作了真实情况的紧急反映。晓力将信写好后,他又深情地加了一段,这是对病重的担心和对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祝福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他最后写道:“亲爱的同志们,这些天来,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怕是不能与同志们一道长期战斗下去了,这一报告就算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交的一次党费吧。我坚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建设已经并且必将成为全世界的一面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深深祝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共产主义万岁!此致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父亲把信稿放在枕边,精神稍好,就拿出来看一看。直到20031117日早,最后再看看,待他签上名字,又叫郑重地加盖上他的名章,才让秘书送出。

20031119日深夜,阿莉值班,父亲从睡梦中醒来,头脑似乎格外清醒,他抬手示意,让人扶着坐起来,几乎是用他最后的气力写下了:“我想延安!马文瑞20031119日”几个大字。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遗笔,也是留给我们的最厚重的一笔精神财富和遗产。200413日,亲爱的父亲马文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尽到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最后的责任。安息吧!我们的好父亲!


摘自《我的父亲》


【责编:中旗网张伊】


留言:红领巾丹勋营地

马老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创建者主力军,在西北局时期用延安精神重视、发掘、培养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为新解放区,新解放的大城市输送大批干部。

马老解放后,虽然身居高位始终用延安精神忘我的工作,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使各行各业有条不紊运转着。

改革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说是“砍旗”,“是方向性错误”。马老、罗瑞卿等人的支持下,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把真理标准的辩论和解放思想的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

改革开放后,马老是"延安精神"首位倡导者,传播者,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首任会长,汇集了大批从党政军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老一辈革命家子女和热心弘扬延安精神的中青年同志。

这些曾在延安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在马老领导下做了很多延安精神研究工作,弘扬延安精神。从而使延安精神在新形势下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新贡献。

我们要将这种革命精神传给后代,让他从先辈革命精神中获取精神食粮,奋力前行,真正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红领巾丹勋营地
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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