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回忆文章《胜利会师》（摘录）

李维汉

参加纠正错误肃反

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月间的陕北错误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但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西北光荣历史的编撰扫除了路障（详见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八号文件)。

下面简述我参加处理这件公案的史实；

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

2.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员会也都参加了。记得这次会是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査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

3.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边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4.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时期，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同志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主席、洛甫作了反映。

5.我肯定过三点史实。一九八一年，我为了搜集在延安工作时期的资料，到了西安。一些从事党史研究和党史讲授的同志对我说，高岗问题发生后，边区党史不好讲了，要求我讲讲这个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肯定了三点史实：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边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

……

中央机构和地区组织的变动

中央初到陕北时，中央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的；到陕北后，改称为西北中央局，同样领导全国工作。西北中央局内部分设：宣传部，部长洛甫兼，副部长吴亮平；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组织部，部长是我。

军委和政府机构也有变动：

遵义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朱德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没有变动。会后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当红军离开遵义继续长征不久，党中央又先后决定博古的职务由洛甫代替，负总的责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军事行动。到陕北以后，改设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办事处主席博古，财政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长邓发，土地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长邓振询。后又设立外交部，部长由博古兼任。

同时，陕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分及领导机构作了变动。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把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以下寺湾为界，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下寺湾以南为陕甘省），并设立了三个特区。这样，党的领导组织就有陕北省委、陕甘省委和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委。

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长白茜（后为史秀云），工会主席高长久（兼工会党团书记），军事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省委机关在瓦窑堡。

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组织部长欧阳钦，白区工作部长张策，军事部长肖劲光。省委机关在甘泉下寺湾。陕甘省所属的地区面临东北军、西北军的驻地，在主力红军东征期间，许多地区如甘泉、鄜县等被他们占领了，所以工作困难很大。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苏区、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同时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三个特委为：

1.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他在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批判后，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参加长征，一路工作积极负责。到达吴起镇以后，党中央派他在吴起镇一带消灭土匪部队。特委成立后，由他任书记，慕生忠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刘景范，独立营长杨琪。一九三六年发生三边事变，谢维俊被叛匪杀害。

2.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宣传部长张江全，组织部长张秀山，少共书记张汉武，红三团团长王兆相。对于神府特区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还开会作了研究。毛泽东、洛甫、邓发、张浩以及贾拓夫、王达成、杨和亭、张江全等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方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他说：对地主，在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以后，要和农民分同等的土地；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分浮财。

3.关中特委，原为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时，派贾拓夫为书记（后为习仲勋接任），张德生为组织部长，黄春圃（江华）为司令员，秦善秀为苏维埃主席，张邦英为副主席，陈国栋为游击队指挥。

……

在定边三个月

1.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叫我去那里工作。我到达时，宋任穷已在座。毛泽东对我说，准备打宁夏，夺取银川，因此要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进行一些必要准备工作。要我任工委书记，宋任穷（驻防军政治委员）、宋时轮（驻防军司令）、高岗、贾拓夫为委员，与定边、盐池县委密切合作。大约九月二十二日，我同宋任穷一道去定边。临行前，洛甫对我说，组织部的工作由他照管。到定边十多天后，接到他的来信说，中央认为中央组织部长改由陕北同志担任为好，决定由郭洪涛接替我的职务。我立即去信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我的免职是出于驻共产国际王明、康生等的要求。

任陕甘省委书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中央来电要我回保安。我绕道庆阳到保安，洛甫告诉我，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委，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推进，并决定我为省委书记。现在记得的省级干部有：张邦英、李华生、杨一木分任组织、宣传、统战（白区工作）部长，申力生任秘书长；刘景范、霍维德为省苏维埃正、副主席，艾楚南为财政部长，白向银为团省委书记，黄静波为团省委宣传部长。省委驻地在黄陵县店头镇。当时，省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已经前去省委驻地。洛甫要我立即去延安同郭洪涛接头。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绕道去关中特委，在那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邦英打个招呼，互相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淳化桃曲河，见到了特委书记习仲勋。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

(据中共延安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红军长征到延安》89页〜104页印）

周国祥辑著

编  辑：赵一璠

审  核：王   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