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坠机的搜索与救援 （三篇组合）

翻译：戈叔亚

走出怒江的２６天

作者：汤塞尔·马歇尔（Townsell G. Marshall）

美国编者注：本文叙述了第８００号Ｃ－８７型飞机在西行时坠落后，机组人员在怒江峡谷徒步行走了２６天的经历。作者是第四站的汤塞尔·马歇尔上尉。

在所有驼峰飞行的历史中，作者的经历是最有价值的记录之一。马歇尔上尉和他的报务员塞勒菲农Cereghino军士认识到指挥的重要。这个故事再次表现了我们的朋友在地面上的可歌可泣的、无私的伟大精神。

故事中的个别的地名和人名，由于考虑到对于今后失事飞行人员的安全和搜索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而用“******”符号删除了。除此之外，编辑没有做任何改动。

这是一份军事机密的文件。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６日１８００分，我从第８００号Ｃ－８７型飞机上跳起来。我准备打开上面的舱门上来，到了领航员的桌边。当我的身子出上面的舱门一半时，镙旋浆的气流把我吹到了机翼上。我被吹滚动看到即将撞在垂直尾翼上，我赶快抓住绳索。我清楚记的我摔倒了，但是下面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下面有三或者四盏灯，看来是一个峡谷。天气很冷，不久我握方向盘的手就麻木了。在我摔在地面之前几秒钟，飞机撞到地面上，然后马上起火燃烧。我看到了有一条江就在我的面前。我开始把我的降落伞脱掉，很快天就黑了。我分析我已经在地面上了。我轻轻地转动方向盘，这样我就可以慢慢地下去。这时，我感到树枝划破了我，我无法下去。往下看，我看到我的降落伞和破碎的机翼的一部分。我慢慢挪动身子，发现降落伞挂在了树上。然后我点燃烟并把火柴扔在地上来估计以下高度，点完烟后就把火柴仍下去，估计有１５英尺。我准备跳下来。但是我怕地上有锋利的石头，所以我呆在上面直到天亮。远处１００英尺外的上面有树，在另一边，我看到几英里外有灯光。风在吹，但是只是听得到，却感觉不到，这样我估计我掉进了一个深深得峡谷里。

“天亮以后，我距离这棵树有十英尺，有一树枝距离我很近。降落伞挂在一个巨大得悬垂的机翼上，并刮破了降落伞，我尽量靠近那个小块的破机翼。我用腿钩住一块机翼部分，用另一条腿钩住降落伞，抓紧。然后，我伸出手臂拉开工具包，拿出一把刀，割断工具包的带子，让它掉到大约３０英尺远的地上。

树很大，直径有三英尺，爬下来很困难，我也抓不到机翼破片，也不能顺着降落伞下到地面，我决定试着使自己飘荡起来，这样可以碰到对面的河谷。由于我的手抓滑了，我就直接从树上掉到了地面，地面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平的，除了一点轻微的刮伤外，我幸运地没有受伤。

“我找到我的丛林生存工具包和刀，坐下来仔细看一看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发现几乎什么都有，刀、定量的巧克力、帽子、绑腿、防蚊头罩、手套、缅甸和中国的布质地图、便携罗盘、一盒０.４５手枪弹、一盒钓鱼钩线、一瓶碘酒、一包磺胺药粉、一块磨刀石和一盒奎宁。另外，还有一本很有用的英缅会话册。

“我收拾好了工具包，拿出一块巧克力、绑腿、帽子、刀、指北针和会话本，开始在峡谷中寻找出去的路。这比我想像得要难。东面和峡谷前面都是无法逾越陡峭的岩石，而且北面和南面几乎也是。没有办法，我只好下到峡谷的中心后向西面走。不久来到了一滩水的附近，因为我听到了流水声。我进入一片竹林，又爬岩石，然后来到了一条小溪边，我顺着小溪走。有时，小溪从２０－３０英尺的高处直泻而下，我顺着小溪下坡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估计过了半天了，但是我不会走出一英里远。最后，我发现山羊的足迹，我决定跟着走。足迹直接通向悬崖，我用刀从竹林中砍出一条路，我知道足迹可以带我出峡谷。悬崖很陡峭，我在这样高海拔地区进行这样的激烈运动很不习惯，不时停下来气喘嘘嘘。终于爬上了悬崖的顶端，在这里长着茂密的高草。山羊的足迹从东进入了一条河谷，然后又朝西爬向大山。这时，我有些犹豫了，向西我不担心是否有人烟，但是我担心这里是日本人占领区。在地图上，我计算着我的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经过比较精确分析，我认为我现在的位置非常接近********（原文如此。由于保密而被情报部门隐去。下同）。总之，我决定尽量朝东走，还是跟着山羊的足迹。足迹现在很直地通向着一座山，偶尔遇到一些小河谷，到了雨季这里一定会涨潮，因为涨潮的地方有粗竹林的痕迹，不过这些竹林都不见了。估计大约４点钟，因为我的手表丢失了，我终于在不停地朝东朝西走了很久后到达了山脊。在旅途中我只发现一条蛇，而且把它杀了。

“我顺着有一条很清楚的足迹沿山脊走，我开始爬山。在天黑前，我开始寻找睡觉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有许多树，其中许多是松树。好像在两三年前这里有过一场大火，这里不缺乏木材。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躲避风的洞穴，而且很大，可以睡觉。我用烧过的松树桩生起火。整个晚上我无法入睡，不过我得到了温暖。

第二天天一亮，我拿了第二块巧克力吃了一部分，接着抽烟，但是我呕吐了，我扔掉烟，又开始了行程。大约一个小时后，进入了一个霜区，像是一个银色的世界。从昨天以来，我没有见到水，水壶原来和手枪放在一起，在飞机上都丢了，我只好用雪解渴。雪地里有一些长得很高的草，很快我的腰以下的部位全都湿了，很冷。山看起来不高，我继续前进。一路上只有很少的岩石，有一些灌木和杂草，可以生火。生火后，我逐渐热了起来。在高大最高峰时，乌云翻滚，下雪了。到达山顶后，能见度不到１００码，足迹也找不到了。下面是一个表面结冰的小湖，我就座下来喝点水。我从未见过这样荒凉的地方，除了岩石和冰雪，其他什么也没有。这时，乌云消失了许多，我又可以看到东面很远的地方。我看见更高的群山和更多的雪。我目前站在一个河谷里，河谷向南延伸，我顺着新发现的足迹走。不久，乌云又翻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走更远的路程我认为不利。　　　　

走出树林后，雪不见了，我开始生火，但是木材是湿的，我用了很多火柴都没有生着。现在是１１月２８日的中午，我只好花一天的时间朝东一直走，但是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没有火，只有少许的食物，我决定找机会朝西走要遇到当地人我才有救。我继续跟着山羊足迹走，两个小时后，我看见大约十英里外有一条河，在五英里的地方有一些分散的小茅屋。我朝这些小屋走去。足迹几乎是直的，路很潮湿，不断滑倒，天黑前我很幸运地在到达了一个小屋的目前。

“片刻之间我感到恐怖。土著人对我友好吗？这个问题在我下山时一直缠绕在脑海中。

“当我走到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小屋时，我看到一个男人出来朝我这边走来。当他接近我时，我试图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试着用缅甸话、克钦话和英语，但是看来没有什么效果，我只好考虑首先让他知道我想要点食物和找一个睡觉的地方。我指了指我的肚子做了个吃东西的动作。然后，我将头靠在手上，又指着他的小屋。他这时笑了，带我到他的小屋。这样我感到好多了。

“这个小屋，和以后我所见到的所有土著人的房屋一样。小屋大约面积为１８Ｘ２４平方英尺，居住的地方都在第二层，用木棍撑着，房屋的下层一般是畜棚，关着牛和猪。大约六英尺分开，一边关着一头母猪和一群小猪以及狗。我穿过一道门，这里有会客室、寝室和厨房。他们的住房的分布都是一样的。在房屋的中央有一个堆火，上面有一个大水壶。其他的屋子里除了四周墙壁上挂着玉米和角落有几个装着稻米的小桶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们给了我一个紧靠火塘的座位，并递给我装满了吃的东西的木碗，里面有从壶里拿出来的类似香肠的东西，用小木棍穿着。我使用筷子十分笨拙（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筷子）。我发现这种东西是用玉米粉做的，然后搓成卷，放到水里煮。咬第一口，我感到这种粉状的食物还好，吃了一块后，速度就慢多了，他们都鼓励我多吃。吃完后，又让我喝一碗米酒，这种酒比其他任何酒都更加强烈，不过我还是喝了许多。

“这时，屋里挤满男女老少，甚至还有猪。他们都好奇地围着我看。其中一些男人像连珠炮一样向我发问，我尽量告诉他们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还是大声地说什么。我想他们认为是可以使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的。我把口袋里的印有中国国旗的血幅拿给他们看，用手比划着一架飞机。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在比划飞机撞到地面时，一些人笑了，我认为他们看起来是明白了。之后，我比划我想睡觉，这样他们为我在地板上铺了一张床，而且还给一块薄薄的被单。

“大多数人都散了，只有少数男人留了下来，坐在火塘边聊着。有时，他们说话很安静，有时又争吵起来，甚至站起来呼喊。这使我很不舒服。我害怕他们的争吵是关于要把我怎么样。最后，他们都走了。

“我想尽量完整地来描绘这些土著居民。他们大多数身材矮小，可能一半是印度人，另外一半是中国人。我觉得他们比中国人更黑，同时他们善良斜视的眼睛也不像是印度人。他们戴着穆斯林式的头巾，但是很小。大部分人都赤脚。所有的男人都带着十字型弓弩和一袋箭，以及一把大约有三英尺长的刀，刀放在木制的刀鞘里。这些都是非常原始粗糙的武器。不过他们的弓弩相当有效，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用某种青藤植物的有毒的根熬煮，然后将毒液涂抹在箭头上。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是，无论男女，８０％都得了甲状肿大。

“第二天，也就是１１月２９日一大早，我吃了早饭，这也是我的晚饭，然后土著人指着西面的河谷，比划着告诉我，在那里可以睡觉。我看这个地方很好，几乎可以说是相当的漂亮。然后他们派一个向导把我送走。我们开始下山过了两条小溪，用了一个小时，随后就是翻越一座小山。有两个土著姑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一个方法使你可以辨认女人，就是她们的脖子上都带着贝壳项链）。就是在这条小道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麻疯病人。山上的风很大，为了使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麻疯病人，他们不断地敲打着他们携带着的一个小金属平底锅（锣），这样就发出警告。

“五个小时后的中午，我们到达一个小村子。在这里，我才真正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我给他看中国的小国旗，他知道这个东西。随后，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比划着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为何到了这里等等。他让我坐在他的床上，这样使我舒服一些。他递给我一个竹管的吸烟工具，有２英尺长。大部分的土著人抽烟都是这样的工具。这个人肯定是一个贵族，因为他用的烟草是熏制过的。

“随后，他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武器：两支０.３０口径的来复枪、一支Ｏ.３８口径的左轮手枪。我估计这些枪都不能用，因为它们又旧又锈。不过他好像为此十分得意。他说他只有很少的子弹。我马上说我可以送给他许多，因为我没有枪，有子弹也没用。

“最后，他那出了一个烟管和一些鸦片开始抽鸦片。他说他必须抽大烟，否则胸口痛。他也好意希望我也来一点，但是我婉言谢绝了。在随后的１１天的谈话都是用手比划。

“大约４点钟，几个土著人很兴奋地跑来，说还有一个白种人也从山上被送来了，他的腿瘸了。说话的同时，他们指着我的胡须，并竖起一个手指。然后他们排着他们的肩膀做了一个他们搬运东西的动作。又伸出腿做一个锯断的工作。这下使我很紧张，我以为他的腿没救了，但是当这个人在５点钟来到茅屋时，我认出他是机械师塞勒菲农（Cereghine）军士。他的脚在降落时被划破了，也扭的很厉害。到了晚上，我们的晚饭是稻米。以后许多天，稻米成了我们唯一的食物，除了稻米，还吃了一点煮猪肉。军士的降落伞还在，这样我们在地板上睡觉时就用来垫盖。

“第二天早上，我们天一亮就起来了，但是等到十点钟，那个中国人才起来。早饭后，他给了我们一个向导和一个帮助我们背降落伞和工具包的苦力，然后给我们指路，朝西走，然后向南，再后向东翻过一座山。这样，我们就出发了。军士走起来很艰苦，也很顽强。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看到一条大江的地方。这条江大约有１０００英尺宽，而且水流湍急。在这里开始向南走，在一点左右，我们路过一个村子。那里的村民大部分都患病，不知道是麻疯还是梅毒，看起来很可怕。离开村子很远，我们开始宿营过夜。向导指着西边的小道表示这是我们明天一整天的路程。这是１１月３０日，向导拿出稻米和一只鸡做晚饭。他一直为我们服务，直到我们吃完，然后又给我们开水喝。在路上，我很少看见土著人喝冷水。他们总是要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喝到开水。

“我们很早就起来了，这样可以早早赶路。过了一个村子来到江边。这里的小道最糟；还不到三英尺宽，上面是些坚硬的石头，走起来很费事。如果跌倒就意味着要掉下１０００英尺。在这条路上我们用了半天。现在，不仅军士的脚肿得厉害，而且我的膝盖也很痛了。但是，他们还是带着我们不休息地走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必须马不停蹄地走，这样才能在天黑之前到达河谷头边的几间小屋，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过夜。

“１１月２日一早，我们在天亮前已经走了半个小时。向导带着松树的火把为我们照路。我们翻越一座陡峭的山用了整整一个早上。中午，到达了一个盖着一层冰雪的高原。这个高原大约有五或者四英里长。小道开始下坡，我估计大约有３０度。不远有两座积雪的山，其中有一座我认为是“******”山。在我们的东面，可以看见一条河，这样我们知道要穿过第一座山。小路翻越了山脊，我们下坡很陡。天黑时，我们还在路上。一天中就看到这些。这时，我们看到了一间可以过夜的小屋。塞勒菲农的脚使他痛的厉害。我用降落伞做了绷带，不过丝绸做绷带很不好。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１１月３日，我们还是顺着路下坡、过河和转向南进行。在中午，我们又到达了一个村子，向导说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带我们进了有一个小庭院的屋子，这种建筑的式样我已经见过了。这里好像是办理公务的官员的办公室，有床和书桌。而且我们见到了两个中国人。然后，又是像打哑谜那样，我们解释我们是谁，向导也就他所知道的我们向他们说了。他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然后用中国茶招待我们，其中一个人从他穿着的一件欧式外套里拿出水果给我们，就好像是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他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吃。在村里，他们又拿出了各种各样的水果：橘子、橙子和梨。我们拿出地图，问了他们一些地方。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说的地名。不过军士听到了他们说大理，他们在说大理是总是带点口音。我们马上问到大理有多远，他们说有十天的路。然后，他们告诉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机场叫“******”。但是我们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名，也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城镇。他们说这里只有九天的路程。最后我们说我们想去大理。

“这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猪肉、芜箐、米饭、酒和我们落难以来第一次吃到的面包。面包像是多油的薄饼。

“４号早晨，我们要了更多的民夫，军士就可以被抬着走了。我们走了一英里到了河边，通过一个渡口河其他的土著人一同过河。渡口是用两根长３０英尺的大树，挖空连在一起。河水又深又急。过河后，又开始爬了一个小时的山到了另一个村子。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人。他给我们食物和睡觉的地方。他告诉我们有四个美国“飞机人”在哪边，飞机已经给他们空投了食物。经过研究，我想这不可能，因为走这段距离对他们也太快了。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他给了我们他已经在上面写好的中文纸片。“我不能说英语，他们不能说中国语，但是我为他们所做的表示感谢，我将给他们一只鸡、面包、梨、橘子和睡觉的地方。”他也给了我们民夫和一个士兵来保护我们第二天早上的旅行。

“１２月５日，我们顺着路向北沿着一条小溪走。由于一路上没有更多得山，所以我们走得很轻松。我们和四五个年轻人一同走。然后在一个小村庄呆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动身了，有四个中国士兵护送我们。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怕路上有匪徒，旅行的人都很害怕；匪徒往往都是一些逃兵。这天我们离开了小溪，然后穿过一做长满树林的山进入一条向东的峡谷，然后又顺着另一条峡谷向南走；晚上也在峡谷中过夜。

“第二天，我们向北走了半天。小道很好走。不久，我们来到了一个较大的村庄，又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墙上有中国地图。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自从我们的飞机坠落以来，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在“******”地方。半个小时以后“******（一个女人德名字）”来了。我们很高兴见到他们，就如同我们自从落难以来第一次见到白种人。在我们说明了情况后，她将我们的话翻译给了中国的地方官员，她让我们到了他们的屋子里。

“我们被告之有四个其他的美国人在这里呆了八天，然后在一个星期前走了。他们已经给云南驿和“******”地方捎了信。营救中队给他们空头了供应品，告诉他们到南边的“******”地方去。那个长官让人回到政府所在地，告诉那里的人我们找到了。在那里已经的到了命令要搜索整个地区寻找幸存者。这是１２月８日。

９日，“******”到达这里，要官员派人到“******”地方发报到云南驿。１３日，营救队出来为我们空投物资，但是没有命令。第二天，我们见到官员后要他为我们准备马和民工来背物资，我们准备在１５日出发；但是他说由于他沿途发出的通知才刚刚发出，这样我们只好推迟启程。

“１５号，营救队的飞机再次空投了一条信息。我们在地面用降落伞拼写字母试图和飞机联络。但是仍然没有指示；“******”告诉我们，从这里到“******”地方好走，只需要走六天。这对我们有把握；这样我们决定到那里。１６日一早，两名士兵、五名民夫和两匹马和我们一同出发到“******”地方。旅行很愉快，我们有一半的路程是骑马，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地方后，我们都吃我们的东西。第二天，我们通过了匪徒特别猖獗的地区。我们有六个士兵保卫，旅行很安全。

１２月１８日中午，我们到达了“******”，当地官员“******”来看我们。他会说一点英语；他说有一个美国炮兵的中校在这里一个星期了，有吉普车。然后他带我们去见一个中国女基督徒。她招待我们很好，给我们很好的食物。第二天早晨，我们的马才到；我们还有３０英里的路程要走，我们决定在“******”地方呆上一天。有一些会说一点英语的中国男人来见我们，我们和他们过了愉快的一天。他们非常希望和我们说话，看来是希望尽可能从我们这里学到更多的英语，我注意到他们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也许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点英语，因为他们反复重复一些单词。晚上，中国地方官员招待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高阶级的人，我们的晚餐很好。

“第二天早晨，他们给我们两匹马和五个民夫。然后我们上了一条有工分石的路，冬天这里很好，有时有一些水渠切断了我们的路。在一个星期前，一位美国炮兵中校也是走这条路到“******”地方的，不管他是座吉普车。天黑前，我们到达了这里，有一个军官把他的房子让给我们，给我们食物，和一些轻便的床。一位受到西方式教育的中国医生热情地请我们到他的屋子做客，给我们鸡蛋。晚上，我们休息很好，这样更好有精神到“******”地方。

“２１号，他们给了我们三匹马，但是没有民工，使我们坐在背包的上面很不稳定，但是这也比走路好。我们认为我们骑马是可以到达“******”地方的；但是在途中有一个小村子，马卸下我们的行李后，马却要回去了。我们等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发现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们。看来我们没有着落了，我们卸下了４６磅的食物和毯子后，开始走路。我们走了大约十英里后天开始黑了，我们开始找路边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害怕强盗。到了晚上，有一个骑马的人告诉我们，在村子里有一些正在吃草的马是给我们的，我们只好坐在路边等着这些马。一个小时后，这些马才到达，有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一个村子里开始过夜。

“２２号一早，没有吃东西我们就动身了。赶马的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到“******”地方去，我们到达那里后我们用了五英里。我们到“******”指挥官那里等待安排。在我们告诉他我必须马上到大理去后，他告诉我们今天太晚了。如果我们在这里休息一天，他想办法借一部吉普车给我们，把我们送到云南驿，不过要我们付汽油费。但是如果借不到吉普车，他说他将提供马匹给我们。我们让他发报给云南驿，希望我们的部队来看我们。他也请了一个英国医生来。当我们在等医生时，他给我画一张形势图表面中国军面前的战况。

“当上尉和贝内特（Bennett）上尉来接我们时，我们去见“******”。他们从“******”地方收到了我们的消息，然后他们尽快沿着公路来找我们。我们等着这位英国医生，他为Cereghino军士检查了脚，然后说他可以走到云南驿。我们到达云南驿时，已经时晚上８点钟了。

“我们座Ｃ－４７从Mehanbari到达印度；Ｓ－２部接待我们后又坐卡车到司令部，在１２月２４日中午，我们到了Jorhat基地。

“Cereghino军士的脚照了Ｘ光后，发现当他降落到地面时已经骨折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走完了我们旅途的大部分路程。

搜索与救援

作者：李·巴克（Lee Bakker）

摘自：美国〈〈远征中缅印综合杂志（Ex-CBI Roundup）〉〉

[ISSN 0014-388X]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刊

今天，还有许多中缅印老兵能够活着应该感谢搜索救援印度支那中队的存在，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单位的幸运儿。这个中队隶属于在印度的加尔各达的司令部，中队队员的职责是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去营救在驼峰航线上坠落在险恶荒野上的机组人员。由于他们业绩卓著，赢得了陆军空运总队的失事飞行人员的爱戴。

中队在中缅印战区刚开始工作时，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包括设备不足和简历、从工作人员到飞行人员都非常缺乏。在任何一条航线上他们的工作都不能令人满意，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是仓促上阵。如果一个飞行人员坠落或者联系中断，搜索就开始了。但是由于报告延误、报告混乱或者天气恶劣，他们的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不过他们还是在艰苦中渐渐成长。他们的目的是搜索在驼峰航线上失事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向他们提供救援品和营救他们、确认坠落飞机、确认死亡人员和尽可能埋葬他们、拿走所有重要的东西以免落入敌人手中。１９４３年，中队救援任务的成功率仅仅只有％６２。到了１９４４年，成功率就高达％７７，提高的关键是技能的提高和设备的改良。他们的工作包括提供医药品、军医和血浆，都是用降落伞投下去。　　　

成功地营救在失事飞机里的人员的最大障碍是可怕的驼峰航线的地形气候。这里都是险恶的地形、野蛮的民族、流动的日本军巡逻队和敌人的战斗机群，敌人的战斗机在四处游荡，截击没有武装的运输机。因此，驼峰飞行人员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能够得救也感到怀疑。搜索与营救中队克服了这些困难和危险。另外，丛林也是落难人员得大敌。在一些地方，用降落伞落地的两名人员就是相隔１５０英尺也相互找不到对方，而无论你如何大声地喊叫，结果他们在数个星期中各自在丛林中用刀砍路求生。而救援者却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寻找，这样，救援者往往变成了被救援者。

在１９４３年８月的“大跳跃mass jump”行动中，系统的搜索与营救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营救工作也包括了ＣＢＳ广播公司的著名广播员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和其他人员。“十多名军官和士兵组成了一个小队来营救我们，他们带着供应品和我们落难的情报，”塞瓦赖德事后在加尔各达说。２１名机组人员和乘客中有２０人得救。这个可怕的事故是由于在飞机下滑时尾部过重。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约翰·波特上尉被看成是飞行安全救援军官。它发展了大跳跃的技巧。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自其他的到Chabua的ICD基地。指派给中队的第一批飞机是两架Ｃ－４７，每一架飞机配备两只点３０口径机枪作为保护。第一队的机组人员击中了一架零式战斗机，使它坠落在一块空地上。飞机像战斗机那样俯冲，然后队员毁坏了这架飞机、驾驶员和它的设备。这架飞机成了第一架有过战斗记录的Ｃ－４７，在机身上有一面小的日本国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救援中队有Ｂ－２５的支持，来对付日本人的战斗机截击、在低空和短程搜索辨认坠落的飞机。小型的Ｌ－５和Ｌ－４观察机也利用上了。而且还需要短小的，可以随时变换的跑道。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范例，罗伯特·韦塞尔郝弗特（Robert Wesselhoeft）上尉被一个临时的“竹子的呼吸器”维持着他的生命，从驼峰地区救了出来。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这为飞行人员还在美国活得好好的。

这项工作的顺利成长归应于搜索救援情报军官－罗兰·赫德里克（Roland L. Hedrick）少校。尽管这项工作的先驱者是这个部门的情报和安全军官罗伯特·赖特（Robert L. Wright）少校。最大的情报来源是来自那些例行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机组人员。他们报告飞机残骸、冒烟和发出的信号的详细资料。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送到情报部汇总分析。有时驼峰飞行人员引导着搜索与救援中队到发出信号的区域。斯普鲁尔（Wm. H. Spruel）少校（也是机长）负责医疗小队。他的上司唐·弗里金杰（Don Flickinger）也加入了塞瓦赖德救援行动的行列，斯普鲁尔也参加了几次在丛林中抢救跳伞人员的行动。

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中队损失了约翰·波特上尉。在Fort Hertz地区，当十多架日本人的战斗机来攻击时，他牺牲了。他的后继者中有一个就是唐纳德·普赖塞（Donald C. Pricer）少校，一位驼峰老驾驶员。

为了保证军心的稳定，落难的人员的消息要很快地通报并马上采取救援行动。有时，飞机马上派出去寻找他们，这表面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尽管派出的飞机对他们也无能为力。

每一架丢失的飞机都被标明在一个巨大的沙盘地图上。直到每一个人都知道是否是被救了，还是已经死亡，否则救援行动不会停止。从现在的方法看，当时的救援方式是很不相同的。搜索包括飞机可能坠落的非常巨大的区域。这些区域就是从时间和方向计算，飞机在失踪前所在的地区，失踪飞机的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系，以及航道沿线当地居民的报告。这样，救援队员就接受任务出发了。飞机的失踪和人员的救援情况的简报每周都送往盟军各有关部门。在收集情报，当地土著给予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他们在临时救护失事飞行人员的生命方面也是非常可靠的。因为他们往往首先找到机组人员，给他们食物、安慰和一般的救护，否则，许多机组人员在中队队员找到他们之前就死了。

有一些人员失踪长达９３天才被救援。实际上，这是落难人员坠落后在丛林中长途跋涉，最后终于得救的最长的记录。在旅途中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包括数不清的热带丛林中的敌人如：眼镜蛇、老虎、蚂蝗和虱子，当然还有恶劣的气候。

飞行救援队员有许多的才能。他们有医生、地形专家、摄影师、野外徒步活动的专家、地面营救专家、伞兵和专业设备操作员。经过他们的努力，有超过１／３的坠落人员活着回到了自己的基地。这些救援行动和救援队员将保存在所有中缅印战区的军人的记忆中。

ＯＳＳ的１０１分谴队和搜索救援中队

（载译 “飞越驼峰到中国” 有关部分）

作者：威廉·凯尼格（William Koenig） 

飞越驼峰的机组人员经常面临被敌人的战斗机击落或者因气候原因在缅甸北部崎岖不平的丛林和山地中迫降的危险。一部分机组人员在迫降时就死亡了，另一部分机组人员被敌人俘获，而其他剩下来的人员通常不是失踪就是在丛林中被饿死。空运总队没有能力承担人员的损失，然而援救的努力因条件不允许没有被很好地计划直到１９４３年初期，那时战略勤务部（ＯＳＳ——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第１０１分遣队提供了这个服务，因为它的游击队在上缅甸为机组人员和跳伞人员的返回而活动。那时，第１０１分遣队正在组织一只拥有１０，０００名克钦游击队员的武装，然后还有一个更广范围的秘密据点和与山地土著联系的工作网。自从驼峰的机组人员知道在落难时至少有机会得到盟军人员和友好的土著人民的帮助而士气大增以来，空运总队是十分乐意与１０１分遣队合作的。１０１分遣队在缅甸北部各组织的行动挽救了超过１２５名飞行人员的生命。有时，在Fort Hertz（堡）的１０１分遣站积聚了很多被救援的飞行人员以致食物和医务人员必须另外空运到这里。估计在缅甸北部坠落的机组人员中有２５％被１０１分遣队援救。有时由于１０１分遣的人员到达失事现场太晚，落难的机组人员已经死亡了。但是他们还是记录下在丛林中落难的飞行人员可怕的命运。有一些资料显示，有的飞行人员因为跳伞被吊在１００－１５０英尺高的大树上，结果，他们的尸体由于他们的降落伞挂在树枝上被吹干。他们被悬挂在降落伞系在身体上的绳索上距离地面有１００多英尺，这时常常是非常恐怖的；即不能向上爬，又不能掉下去，然后在挣扎中痛苦地死去。在这之后，救援者来到了，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被蚂蚁吃光了新鲜的部分的尸体；剩下的只是一付悬挂在树上的骨架。

１０１分遣队也有一个为空运总队的人员训练在丛林中如何生存的课程，这些人员的大部分已经在遥远的丛林中有过一段军队生活的经验，但是到了这里训练还是要从头开始。由于他们都是使用飞机上的罗盘，所以许多人都不会使用普通的便携式罗盘，也不会如何通过山脚下的河流引导他们到达由人烟的地区的等求生方法。１０１特谴队员训练空运总队的人员如何从日本占领的低地地区沿着河流的上游到达高地地区，这里是友好的克钦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发现能够得到帮助。作为这个课程的一部分，飞行人员必须在丛林中生活两个星期，仅仅带着定量的食物、一些生存工具和一条毛毯。首先接受培训的是机长，然后轮换着训练机组人员，这样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大部分飞越驼峰的机组人员都受到了这个课程的训练从而给予了他们在落难时生活的信心和士气。

当印度－中国的空运在１９４３年春天开始大增时，空运总队的情报军官掌握着许多经过选择的详细的情报；关于民族、地形、道路、食物、日本巡逻据点和其他的情报用来帮助可能坠落在这里的飞行人员。被１０１援救的空勤人员非常强烈地希望了解那些未知的国家的有价值的情报：经过修订的地图和关于当地友好的或者是不友好的居民的情报；美国的、英国的和中国的前哨据点；河流和陆地的道路等等这些专门为所有飞行人员制作的有价值的讯息。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搜寻救援工作被统一到空军的搜寻和救援指挥部里，这个单位的职责就是搜寻坠落的飞机、寻找和确定所有的坠落地点、帮助坠落在野外的机组人员、和类似一些情报部门、地面工作站、传教士和土著军官保持密切的联系尽可能获取更多的信息。乘座着他们的各种飞机，搜寻和援救指挥部的人员就进行空中搜寻和投掷救援品和指令给出事的幸存者。在紧急关头，医务人员必须跳伞去帮助受伤的幸存者步行很长的路回家。一个有代表性的搜寻和援救行动在１９４３年的９月，当一架Ｃ－４７坠落在缅甸北部地区，一位被严重烧伤的幸存者被友好的克钦人救护行走了１６英里到一个最近的英国前哨站，这次艰难的旅行用时９天。一个两人的救援队徒步行走１５英里，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收集了空投的医料品、护理受伤的幸存者，后来两个救援人员和这个落难的飞行员走了。当四个机组人员花了９３天走出丛林时，他们创造了一个最长的徒步旅行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