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宋庆龄主持召开的远东反战大会

黄霖

1933年9月30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远东反战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宋庆龄主持召开的。

当时，我受中共江苏省委的委派，担任了这次大会的警备委员长，负责保卫大会的安全。

1933年9月28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曾一凡同志到我的住所来找我，说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此时，我担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因患疟疾在养病。曾一凡同志把我领到一个地方，进屋后才知道这是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同志在这里等候我，他郑重而简单地向我交代：组织上将要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我须在此地等候，组织上会派另一位同志来具体向我布置任务。冯雪峰交代完毕随即离去。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瘦瘦的、中等身材的同志，他讲普通话。我虽然不知道这位同志的职务，但我估计，他不是省委军委的负责人，便是中央局军委的负责人。他很严肃地对我说：“远东反战大会即将在上海秘密召开。组织上决定由你担任大会的警备委员长。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保证大会的安全。”我明白，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召开这次大会意义非同一般，任务十分艰巨。我心里很激动，但又唯恐做不好，回答道：“好，那我试试看吧！”“不能试试看，同志！这是个紧要得很的工作。”那位同志严肃地说。

我考虑了一下，说：“好！我担负起来！”事后，曾一凡同志告诉我，组织上是在一份14人的候选者名单中选中我担任警备委员长的；因为我早先进过军官学校，带过兵，并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起又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各方面条件都较具备。

当晚，亮灯时分，冯雪峰同志领我去大会会场。我们各乘了一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地走。会场在霍山路的一幢楼房内（现为虹口区霍山路85号）。该楼房是临时租用的，已经交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但还没有来得及接通水电。

霍山路85号大会旧址外景

我们在后门下车，并按暗号敲门。楼内点着蜡烛。我们进去后，冯雪峰同志指着我向里面的几位同志介绍：“这就是大会的警备委员长，你们听从他的指挥。”又指着一位女同志向我介绍：“她是交通阿梁，你们有什么问题可要她来找我。”接着，我们开会研究了大会的保卫工作。我们决定组成一个家庭：我是家主，阿梁是主妇（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梁文若）。我的“母亲”是位叫朱姚的老太太，她专门照顾一个4岁多的小男孩。这孩子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很懂事，就是我的“儿子”（注：后来得知这小孩是刘少奇和何宝珍的孩子毛毛）。我还有“弟弟”“弟媳”，他们都是交通。“弟弟”主要负责采购，“弟媳”是广东人，他是周文同志的爱人郑育之。我们这个家庭共约10个人，小孩子非常聪明，他对“爸爸”“妈妈”“叔叔”“婶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此外，还有几位保卫人员，但他们不属于“家庭”的成员。

第二天我们布置了会场。会客室挂上了字画，摆好了沙发、桌椅，放上了花瓶、茶具；这些东西都是租用的布置得挺像样子。我们还采购了面包、毯子和常用药品；为防万一，还买了些石灰和十来根一尺多长的铁棍，准备和敌人搏斗时用。

从9月29日凌晨开始，与会代表陆续来到会场。白天来的人很少，一般都是深夜来人。前后门都有人轮流日夜看守，听到敲门的暗号才开门。我连着两晚没有合眼，一直守候在楼下的会客室；凡有人进来，都要向我通报。我认为有必要的，还要和他们谈谈话。代表们一般都是两三个人一批，由省委组织部长或省委巡视员曾宝（现名李大林）领来。

到会的代表共有5、60名。其中有苏区红军的代表，东北义勇军的代表，工人、农民、十九路军的代表，国际反战大会派来的代表等。日本、高丽和台湾地区的代表都在会议前被捕，未能到会。到会的外国人有：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法国《人道报》编辑久古里、比利时人波比、《大美晚报》记者伊罗生。

代表们报到后就悄悄上楼，卧地休息等待，不能随便走动。喝的开水是我派人到街上的老虎灶挑来的。因为自来水没有接通，马桶没法冲洗，几十个人大小便成了问题，后来干脆将二楼的浴缸做了马桶。

30日凌晨两三点钟，阿梁把宋庆龄先生接到了会场。当时宋庆龄家的四周已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们好不容易才甩掉了“尾巴”，乘着出租汽车来了。

宋庆龄

早餐后，大会正式开始。会场设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宋庆龄和全体代表都在楼板上盘腿而坐。

大会由宋庆龄主持，她宣布大会开始。大会首先推举了九人主席团。然后由马莱等国际反战大会代表作了演讲。翻译是社联负责人吴作先，他懂得好几国语言。为了防止暴露，大家都压低了嗓门说话，鼓掌也不能出声，只能做鼓掌的样子。

我因为要注意会场内外的情况，紧张得很，顾不上坐着从头到尾听，只能有时站在门口听几句。

会场里因为人多，十分闷热。古久里坐在宋庆龄旁边，二人共用一把扇子，不时地交换扇着。

三十日中午，最大的问题是面包不够，我就让“兄弟”再去采买，并规定他十二点开饭前一定要赶回来。十二点宣布休会了，我在楼上招呼把面包拿上来，可是隔了好一阵还没有动静，我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兄弟”买面包还没有回来。我心里真是焦急万分。代表们饿肚子是一回事，最担心的还是会议的安全。

按照规定，如果超过了时间，就有可能是出事了，当然最坏的设想是“采购人员被捕了”。这样，会场就有暴露的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就必须马上宣布散会，让代表们立即开始分批转移。可是，会还没有开完呢，这怎么办呢？

当上级领导交代任务时，我心里就已经明白，这次大会组织起来，能够争取到中国上海召开，是多么得不容易啊。有一些国际上的朋友，还有从苏区来的同志，集中到上海来一起开会，都是冒着多大的危险才来的呀。怎么能让大会在我的手里半途而废呢？我作为大会的“警备委员长”，必须胆大心细，遇见问题时不能慌乱，一定要冷静，不能为了一点儿小的问题，就马上造成会议的中断，应该尽量让会议开得圆满。

我冷静地想了想，“兄弟”既然是个省委内部交通，那是经过省委精心选拔来工作的，照一般来说，应该是可靠的同志，就是被捕的话，也不会马上出什么问题，何况也可能是被别的事耽误了。于是我就决定再等半个小时。如果他再不来，我就叫阿梁马上去报告省委，同时向大会的主持人通报，以便决定是否立即结束会议，再将代表们迅速转移。我把我的分析和决定告诉了交通员阿梁，她同意我的分析和决定。

我一边等，一边把原先买的面包给代表们分着吃。一个面包二两。一个人只够吃半个。我就决定让外国人、年纪老的和年纪小的代表先吃。年纪最小的代表只有十五，六岁，是位女工代表。本来是应该让从苏区远道而来的红军代表先吃的，但考虑他们是久经锻炼的，晚吃一点也不要紧。

幸好，在将近十二点半钟时，“兄弟”买面包回来了。我就赶紧下楼去询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说提篮桥一带没有面包卖，他就跑到远点的地方买。一个店又没有那么多，只好连着跑了好几个店。一直到了南京路才把面包买齐。紧赶慢赶，还是耽误了时间。

我和阿梁同他谈话时，看他神色镇定，一点也不惊慌，眼神里还流露出那种因为自己的迟到而表示出来的歉意。估计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还是严肃地说了他一句：“你如再迟回来半个钟头，恐怕我们的会也就开不下去了！”他听到我的话后，显得十分内疚的样子，再三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对。

我看他这个样子，又赶紧放缓了口气，劝慰了他几句话，让他赶快拿了两个面包吃，抓紧时间休息。

不过，按照党秘密工作的纪律和规矩，我还是让阿梁去把事情前后情况和我们的分析，向省委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汇报。事后，省委、军委的同志认为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很沉着，没有造成代表们的恐慌，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宋庆龄和几位外国代表围在一起吃饭，和大家一样，都是就着开水吃着面包夹果子酱。

代表们吃完面包后又接着开会。这时，我才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下楼吃面包。

下午，我生怕又出什么问题，心里更加紧张，有时在楼上，有时在楼下，又要注意会场里的情况，又要注意楼外面，观察是否有异常现象。

在会上宋庆龄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讲；接着是各界各地代表的发言。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几项决议，其中有《上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开幕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决议》等。大会还成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选举宋庆龄为主席。

下午4时多，会议圆满成功，宋庆龄宣布散会。散会后，代表们按照事先的规定分头从前。后两个门疏散。一个门走两三个人，五分钟走一批。撤离的顺序是，国内代表在先，国外代表在后，宋庆龄待所有代表走了后，才由阿梁陪伴撤离。约一个钟头，与会代表们全部安全撤离，一点都没有惊动敌人。

我和另外两名交通最后撤离。临走时，我们故意让楼内燃着蜡烛，好像里面还有人似的。把门带上后，我们分头往两个方向走，我还故意寒暄：“晚上再来打麻将呵！”另一位交通送我到提篮桥，我上了出租车才与他分手。

第二天上10时，我根据交通阿梁的通知又来到了省委机关，冯雪峰和军委的那位同志没有说别的，只是长时间紧紧握着我的手，祝贺我圆满完成任务。后来听说，也就是在第二天，我们的人开了出租卡车把楼房里的家具、陈设等全都拖走了。

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消息和宣言、决议等，很快就通过外国记者伊罗生在《大美晚报》上公开发表了。大会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反响，给革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为纪念远东反战大会90周年  罗解难据其父黄霖回忆整理）

附：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到上海霍山路85号远东反战大会会址寻访

左起：临时家庭家主黄霖女儿罗解难、弟媳郑育之女儿周七康、母亲朱姚外孙女朱继姚

楼梯转角

左起：周七康、朱继姚、陈庆、罗解难、刘振红、王海君、胡山

在远东反战大会会场合影

前排左起：孟惠惠、陈海风、洪钉、房东倪义明、周七康、罗解难、朱继姚、刘振红、李东生

站立左起：胡山、黄晓宁、汪向明、王海君、陈庆

责编：中旗网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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