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202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由曾担任广州黄埔军校代校务、主持军校工作的何遂将军之孙何迪和杨浪老师主笔，整理研究,写出了具有史料价值的《何遂与黄埔军校》小册子。

何遂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抗战时期支持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建立友谊，支持子女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何遂挚友吴石将军通过何遂儿子何康将国民党军江防军事兵力部署图送交解放军。何遂将军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

专家和编辑小组的同志李学通、单补生、徐家宁、蒋铁鑫、何代宁、谢洪、何仲山、周怀东、陆建芳、徐思彦、李欣荣等给予大力支持。

正如何迪在《不是结尾的寄语》中讲到的：《何遂与黄埔军校》这本小册子承载了我对爷爷深切地怀念，更承载着我们这些同伴们对历史的尊重。也正如何遂致顾颉刚信中所言:“我想历史是活的，我最要的观念是不仅研究历史，是要将研究的结果见之实行，使之成功的。”

今特别刊发《何遂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百年》一文，以飨读者，并深深缅怀和纪念。（张伊）

何遂与黄埔军校

——纪念黄埔军校百年

何代校务遂先生玉照

出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今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百年诞辰。何遂曾于1928年5月至1929年5月担任广州黄埔军校的代校务，即代理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之职权，主持军校工作。

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定都南京，3月6日宣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吸收了1926年10月在广州黄埔入学的第六期和1927年秋天招收的第七期学生，3月24日国民政府任命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教育长何应钦。蒋坐镇南京，而李则留守广州，黄埔军校形成了以南京为主，广州为辅，两地办学的局面。

一、代校务的任命、业绩与辞职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载：“1927年底，中央乃派南京本校筹备主任刘光到粤代理校务，刘代校务因与第八路总指挥李济深（即本校副校长）交涉经费，返京请示。十七年（1928年）二月复由京抵粤，再与第八路总指挥部多方交涉仍无结果，愤然离职，校务仍陷于停顿。蒋校长乃于5月2日派何遂代理校务。何氏即由京赴粤，于15日偕李教育长扬敬（1月14日李副校长令前教育长李扬敬复职）莅校就职，学生复课。惟当时学生赴京杭两地已多，留校者不过八百余人。”“是年5月15日本校奉命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校长及副长仍旧，何遂代理校务，教育长为李扬敬。”

何遂代校务在总监部视察东西军作战

可见何遂的任命是蒋介石与李济深妥协的结果。何与蒋并无深交，但与李1915年在北京陆军大学同为教官，成为知交；更有何遂于1909-1911年在广西主办陆军干部学堂，成立同盟会广西支部，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奠定了与新桂系灵魂人物李济深休戚相关的基础。在接受军校任命之前，何遂已被李济深聘为第八路军的总参议，人已在广州。

李扬敬教育长视察阵地

左起：何遂、李济深、戴传贤、邓世增

蒋介石之所以能接受何遂，缘在北伐期间何曾助了蒋一臂之力。何遂的四子何达在“何遂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前后”（载于《何遂遗踪》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记叙了这段往事：

有一天，陈铭枢突然来访，对他说，蒋总司令（蒋介石）有事情找他，请他去一趟。何遂到南昌，在一列火车的临时办公室里见到了蒋介石。蒋很客气，让他到河南去，利用与直系的旧关系，策动吴佩孚的部下，特别是吴的主力靳云鹗部倒戈响应北伐。蒋的意思是，只要不再听吴的指挥，部队不改编，由武汉北伐军政府委以新职。何遂答应遵命照办。

何遂先与李书城、吕公望同到武汉，取得合法身份，然后潜赴河南信阳、郑州。当时，吴佩孚的主力是靳云鹗部，其次是魏益三部，田维勤也有相当实力。靳云鹗长期受吴佩孚压制，二人积怨甚深，曹锟曾把他们比做一对“活冤家”。靳与胡景翼交好，胡原属陕西靖国军，是通过孙岳、何遂牵线进入直系的；何与胡是契友，因这层关系，何遂与靳云鹗换过帖。魏益三原为奉系郭松龄的部将，郭松龄倒奉失败被杀害，他继续举“国民军第四军”的旗号反奉，被奉系通缉追杀，被迫归附直系，他和吴佩孚的关系不深。田维勤本是靳云鹗的部下，曾一度整建制为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收容。何遂在信阳秘密会见了靳云鹗、魏益三和田维勤。魏益三先生在他的遗稿《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一文中，在“我怎样归附了北伐军”一节里，写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唐生智派人到河南拉拢吴佩孚的部下，写明了“何遂等人到信阳来见靳云鹗和我，劝说我们归附北伐军”的情节（见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集》第五十一辑）。魏先生生前在另一篇回忆他接受北伐军政府委任的文章中，也谈到了他和靳云鹗、田维勤与何遂会晤并共餐的情况。何遂作为北伐军的密使，确实把蒋介石的意思直接送进了三位旧友的耳朵里。后来，在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也基于直系军阀固有的矛盾，靳云鹗和魏益三倒戈响应北伐；田维勤没有接受北伐军的委任；吴佩孚被迫率残部狼狈逃往四川，投奔了杨森。显赫一时的直系军阀集团，至此便彻底垮台了。

这段经历有时会在何遂心底泛起，20世纪50年代末他画了一幅《浔阳秋色图》，在天头题道：“一九二六年十月，同李书城、吕公望至汉，任河南前线反正事。吴逐靳降。直奉大战因成奉军出关之局云。青山红树爱清霜，江影澄鲜帆影长；老屋几间泉几叠，销魂千古是浔阳。时蒋为友也”这段文字中的吴指吴佩孚，靳指靳云鹗，蒋指蒋介石。

1914年何遂在陕西大荔任军官教导营营长

何遂是具有强烈民主科学精神的新一代军人和军事教育家。在清末1904年时，15岁的何遂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第二期预科，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青年志士，第二年，因鼓动反清革命被开除。1907年，他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二期（即后来的陆军大学，也称为保定军校），与孙岳等一起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毕业后，他受邀赴广西桂林办学，任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创立同盟会广西支部，由此与桂系人物结缘，也开始了他从事现代军事教育的生涯。1911-1913年，何遂参加了辛亥起义、民国肇建，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返国后，他又应陕西陈树藩之邀，赴同州，主办军官教导营，胡景翼、岳维峻等当时皆为学员，因此与渭北豪杰相识，与西北系军人结缘。

1917年中国欧洲观战团访问巴波姆战场，沈鸿烈（左二）、何遂（左三）、唐在礼（左四）、徐祖善（左五）、郑桓（右三）、韩麟春（右一）

1915年，奉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召，赴京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而与李济深同事。当时陆大为四期，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民国军政要员的刘汝贤、周亚卫、林蔚、徐永昌等。1916年何遂参加反袁护国运动，并于是年底，由黎元洪派遣，与沈鸿烈、徐燕谋等赴欧洲观战一年八个月，遍访美、法、意、英、比、瑞士诸国，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场，直接观察和体验了现代战争与西方文明，写下长达七万字的《参观欧洲大战记》。他提出多项颇具远见的建议,倡导引进技术人才，兴办现代军事教育，用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中国。

返国后，何遂于1920年被北洋政府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隶督军曹锟任命为直隶军官教导团教育长。1922年任大名镇守使孙岳的参谋长，驻守邯郸，还应胡景翼之邀，主办陕西第一师训练所，训练新军。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宣告成立国民军，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欢迎孙中山北上，何遂始终参与其事，并被任命为国民军空军司令、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国民军成立后，力量迅速壮大，形成与广东革命政权相呼应的北方革命势力，被各派军阀视为“南北二赤”。直奉军阀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即“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于是直奉晋鲁军阀便联合进攻国民军。1926年4月，国民军在北京南口和直系、奉系进行长达四个月的大战，把直、奉主力全部长时间地吸引在北京附近。

上述情况为广东革命政权进行两次东征，统一广东根据地和随后进行的北伐战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南口大战，吴佩孚部损失惨重，北伐军趁南方空虚，挺进极为迅速。南口大战后，吴佩孚再以疲兵与国民革命军作战，很快被击败。对此，作为黄埔军校校长、两次东征总指挥和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是心中有数的。

在北伐军占领北京，宣告“北伐”完成，他在国民革命军举行的祭奠南口阵亡将士大会上说：“当革命军自粤出发，未及下桂趋湘，彼时正西北军革命同志与反革命者激战南口，赖诸烈士之牺牲，直军不能南下守鄂，北伐军遂长驱北上，冲破长岳。后日西北同志，虽退绥甘，而北伐大军，已似破竹之势，消灭反动势力，建立政府于武汉。是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烈士，革命同志，勿忘之也。”

统一广东根据地和战胜北洋军阀，是当时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南口大战后，国民军已瓦解，何遂离开军队，至多在好友军中担任闲职。因此，蒋介石对在国民军中担任过要职的何遂出任黄埔军校代校务是放心和欢迎的。

1928年5月，何遂接受任命，担任广州黄埔军校代校务，成为他从事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最后一站，并在广州黄埔军校的余辉中，为后代留下了最多的军校纪念建筑。

在任内，他承接了留在广州的黄埔第六、七期学员的教育与训练。1929年2月，他主持了第六期的考试与毕业典礼，并举行陆海空三军大演习，检验了主持复学以来的教学成绩，贯彻了他从事军事教育和欧洲观战所获得的现代军事理念。

2016年在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在朝天宫库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上千张爱国将领何遂的旧照，涉及到自1911年至1937年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了二册和一些散页，展现了何遂担任黄埔军校代校务期间的工作，1929年2月黄埔军校第六期生毕业与海陆空三军演习的照片更为系统与珍贵。

1929年黄埔军校领导合影，前排右起第六人为代校务何遂、右七为教育长李扬敬

在任内，为了传承黄埔军校精神，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何遂靠捐款募集资金，主持建立总理纪念碑，修复东征烈士墓，修建东征烈士纪念坊、军校学生北伐阵亡纪念碑、中山公园、济深公园，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用建筑物记载历史、传承精神是何遂作为现代军人和传统文人“武胆文心”的最好体现。1922年，他就曾支持直隶地方人士重修邯郸武灵丛台，收集古旧碑文，并亲作《丛台集序》。回想当年在欧洲观战时，看千年古国意大利、百年新邦美利坚重视对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以资凭吊，助美育，俾目击者如游心于历史中”；感慨“吾族有史四千年”伟大历史，强调重修武灵丛台之建筑，就是要“陈先烈、存旧迹、式先贤，资观感”。

北伐胜利，定都南京，纪念中山，传承精神，莫过于建碑立传，这成为何遂主持校务的一桩大事。这些建筑物成为今天黄埔军校旧址的胜景，闪烁着黄埔军校精神的余辉，成为国家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左起：何遂夫人陈坤立、何遂、三子何康（时年5岁）在黄埔军校

在任内，作为代校务，一方面要主持军校事务；而作为文化人，何遂也与广州文化界交往频繁。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中）与何遂（右）、李扬敬（左）合影于军校孙中山旧居前

1928年10月29日，在“总理纪念周”日，中山大学曾邀何遂为学生军训训话，两周后，11月12日，何遂则邀请了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到军校作报告。25日他又邀请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语言历史研究所代主任、图书馆馆长顾颉刚访问军校。从这天起，至1929年2月24日顾颉刚离开中山大学，3个月内顾何相会达7次之多。何遂将所藏文物书刊寄存、捐赠给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应邀担任了该校考古学会、民俗学会名誉顾问。文科教授商承祚先生为考古学会主席，预科教授容肇祖先生为民俗学会主席。此二事于十二月廿七日已得校长覆函允许云：

兹将所请之名誉顾问名单列左：

邓尔稚先生广东东莞人，考古专家，现寓香港。

陈垣先生广东新会人，历史专家，现任北平辅仁大学校长。

谢英伯先生广东人，考古专家，现任市立博物馆常务委员。

容庚先生广东东莞人，考古专家，现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

何遂先生福建人，现任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著有绘园金石丛书。

赵元任先生江苏人，语言学专家，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傅斯年先生山东人，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2月27日，第六集第七十期）

1929年3月26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将李济深骗至南京，以“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于汤山，并开除党籍。李行前预感不详，告别时把一口袋钱塞在何遂手里，他知道何爱花钱不善理财。与何遂交好的桂系将领李、白、黄战败，出走香港，他们也都被蒋介石开除出党。黄埔军校尚留在校内的部分学生也借机闹事，欲铲除济深公园。还有学生前往南京，拥护中央反对桂系军阀，在中山陵留影，并将照片寄给代校务何遂。由于没有了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校长李济深的支持，黄埔军校经费日趋紧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载：“十八年（1929年）四月何代校务感经费之困难，苦于应付，晋京辞职。由第八路总指挥部（时李济深已被扣在南京）派李教育长主持校务……五月初李教育长辞职。”

何遂要与好友、举荐他为代校务的李济深共进退。他以参加奉安大典（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移置南京中山陵安放典礼）为由，致电蒋介石，请求进京。于5月辞去了代校务后，何遂带着长子何旭（世庸），用汽车装了一箱线装书，冲破警察阻拦，直闯汤山。见到李济深后，他向老友表示慰问，并将书留给李解闷。至此，结束了他从事军事教育的生涯，但为黄埔军校留下的宝贵遗产，那些承载真正的黄埔精神的纪念建筑在今天仍熠熠生辉。

拥蒋反桂的第六、七期学生在中山陵留影，送何代校务

二、毕业典礼

黄埔六期生于1926年10月入学，至1929年2月毕业，是黄埔军校史上最为坎坷的一届。他们历经了北伐战争、宁汉对峙、国共分裂、清党运动、中共武装起义、蒋介石下野，直至1928年初，宁汉合流、定都南京、蒋介石复出，局势方暂时稳定下来。这届学生数量最多，达4400人。由于以上的动荡，黄埔学生也四分五裂，一部分到了杭州，一部分到了武汉，最终留在广州的仅800余人。

在毕业前，何遂为1928年11月编印的《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录》题写了书名。校长蒋介石在序言中承认：“本期学生，在训练上，时间比从前各期为久”，“本人自受命北伐，对于校长职权，事实上常有不能兼顾之处。”何遂的序言则言:“余忝一日之长，与诸生乐共晨夕无间风雨者数月。兹幸学业完成，行将为党国奋斗，快慰之怀，良不可任。惟是余有一言为诸生勖者：凡事物之理，必有因果相乘。吾校之荣光，先烈彰之；他日之继美，亦惟诸生任之。语曰：‘莫为之前足，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可深味也。诸生今日毕业，此身贡诸党国，所负责任甚重，而余所望于诸生亦甚大。夫有主义、有教育之军人，出处之际，尤当自重。前者演讲，律己之学，温良恭俭让；行军之本，智信仁勇严。思之慎，辨之明，行之斯笃矣。总之，吾人一身立于宇宙之内，一举一动，务以精神制驭肉体，慎勿以肉体苦累精神。此余平日所自箴，愿与诸生共勉之。”（引自《史稿》）

第六期同学录中的何遂题词及筹办委员会合影，前排中为何遂，左二为李扬敬

毕业典礼于2月24日举行，这是在本校举行的最后一次毕业典礼，何遂与校领导们做了精心准备。据第二天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事前由该校雇工在军校首门，及正楼大饭厅俱乐部，及驻省办事处各处门首，扎大牌楼一座，而尤以校门之牌楼为庄严，悬挂党国旗，以生花砌成‘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大会’，两旁并署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各字，至本市各马路，亦以白布书挂毕业大会标语，又以绸质粉红色印来宾证，绿色绸质印参观证两种，分发各机关团体，并在岭南码头备有船只多艘，分班往来，以便各来宾及机关团体届时参观。”

毕业典礼现场

何遂带着5岁的儿子何康参加典礼

24日8时，副校长、第八路军司令李济深率总部副参谋长张文、第四军参谋长徐涟、第十一军参谋长李柱中、省府委员伍观淇、两广国术馆长万籁声，及各机关各团体代表暨各官长夫人男女来宾不下千余人，来到军校。8时，在长洲广场举行了阅兵仪式，由步兵科长李广镒指挥，各科毕业生列队而过，接受检阅。10时，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一）肃立，（二）奏乐，（三）向党国总理遗像行三鞠躬，（四）李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五）唱校歌，（六）毕业生向长官行一鞠躬礼，（七）毕业生互行一鞠躬礼，（八）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九）授凭，（十）各长官训话，（十一）来宾演说，（十二）读祝词，（十三）学生答词，（十四）唱国民革命歌，（十五）高呼口号，（十六）燃炮，（十七）摄影，（十八）茶会，(十九)礼成。毕业典礼由教育长李扬敬主持，李济深、徐涟、万籁声、伍观淇、何遂等发表了讲话。下午一时，来宾分组参观、茶会交流，分发《同学录》等纪念物、嘉宾晚宴，毕业庆典在夜间的烟花中结束。

《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2月25日报道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的照片

1929年2月，第六期毕业典礼大合影

三、三军演习

黄埔第六期生于2月3日至6日举行学科考试，7日至9日举行海陆空三军演习，不仅要检验学生的实战本领，更重要的是与第八路军下属第四军、第十一军部队组成东西两军进行对抗演习，这是黄埔军校建校以来的首次。

陆海空演习中相互配合的飞机与军舰

演习的领导与统监

对这种规模的首次三军联合演习，各军事机关非常重视，纷纷派员参观，如代表第八路军总部的副总参谋长张文、第四军军长陈济棠、参谋长徐涟、市党部指委林翼中、参事梁广谦、杜经田，参谋处科长梁端寅、参谋曾锡珪、李德烱、李鸿棷、赵更生、李子先、吴以起、军医舒裳辉等，第四军教导队主任杜益谦、副官长林时清、参谋詹国群、林时丰、科长苏陈亮、吴伯洲、政治科长黄麟书、十一军教导队主任华振中、省府秘书严正等，共数十人。

演习由军校与参与演习的第八路军总部及下属第四军、第十一军领导组成统监部，教育长李扬敬具体负责军演指挥，代校务何遂、第八路军副参谋长张文等参与讲评。

前排右二为张文、右三为梁广谦、右四为何遂、右五为李扬敬

何遂（左一）、李扬敬（左三）与张文（左二）等规划作战情形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何遂，1916年代表北洋政府赴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参观欧洲大战记》中记录了陆海空军兵器装备、军队训练、战役部署、攻防战术等等。1924年何遂又被任命为国民军空军司令，北京政府航空署长。有着以上军事教育的经验和对世界最新军事装备、战术的了解，对何遂指导此次演习大有助益。

演习分东、西两军，其中东军由黄埔军校步兵的两个团，以及炮兵科和工兵科各一连组成“虎门要塞围攻队”，其余担任预备队。西军由驻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一部和驻守韶关、三水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部组成，并且双方都配有军舰和飞机。其中第十一军的部队主要负责守卫炮台，第四军的部队主要负责反攻东军。此次演习还假想了战争背景：东、西两国“因某事发生问题，至断绝国交，发生战争。”东军的战略是以军舰遡珠江而上袭击广州，配合陆军占领沿岸的牛山、狮山、鱼珠等炮台，空军在这一过程中负责地面轰炸和侦查，三军配合行动。在西军方面，主要的战略是防御和反攻。

东军在黄埔落船

检阅官及来宾参观舟桥，前右六为张文、右七为何遂、右八为李扬敬

演习的过程

1929年2月7日上午七时，西军部队分别在鱼珠炮台和牛山炮台部署。统监部，即此次演习的总指挥和观察所亦设在牛山炮台。

大件行李、辎重和战地医院、电话总机等设在笔村，通往各战位的电话线都从这里开始铺设。下午二时，演习正式开始，东军以工兵在前，沿着广九铁路的轨道从东向西进发，一部经华坑，在未及乌涌车站处转南，于状元山侧的树林边布置炮兵阵地，向牛山炮台开炮，掩护步兵的行动。另一部继续西进，向狮山和鱼珠两炮台进攻。同时东军的军舰也遡珠江而上，向牛山炮台及南岸长洲要塞的炮台开炮，以掩护步兵的行动。

东军待命出发

西军待命出发

实际上早在东军出发之时，西军的飞机就已经侦得其意图，并用旗语通知地面部队对方的兵力、位置以及火炮数量，还有军舰的所在位置。因此西军也做了相应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在航道中布置沉船和水雷以阻止敌舰，另一方面在炮台外约100米的范围外埋设了地雷。战斗开始后，牛山炮台的守军受到南北两个方向的炮击，东军的工兵也破坏了炮台外的地雷，最后沦陷。东军的军舰突破水中的障碍，继牛山炮台后又向鱼珠炮台发动攻击，并将西军的舰队逼至琶洲附近的江面。至下午四时，西军的几座炮台都被东军占领，第一天的演习结束。当晚统监部和东军在横沙宿营，西军则退至珠村宿营。

侦察队

东军工兵排

第二日的演习计划是西军对东军的反攻。凌晨四时全体部队开始早饭，六时出发前往预定的战场：东军的防线在长鱼头、乌涌一线，西军的阵地在珠村中山路一带，统监部也移驻长鱼头。中午十二时演习开始，双方的迫击炮、重机枪轮番上场。空军的飞机则扮演轰炸机的角色，向敌方投掷“炸弹”。海军方面，西军的旗舰中山舰携仲恺舰也向东军的飞鹰舰反攻。至下午三时，东军的第一道防线被西军攻破，这一天的演习结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空军无法投掷真实的炸弹，因此以沙包代替。可能是沙包掉落地面不容易引起注意，因此在当天演习开始的时候，西军的飞机两次向正在长鱼头集结的东军预备队投下十余枚“炸弹”，东军都没有任何动作，直到第三次投弹的时候才开始卧倒并向空中射击。当晚统监部在棠下宿营，西军退回珠村老虎冈一带宿营。

模拟水雷爆破

克虏伯炮轰击

第三日是模拟拂晓时的作战，两军在凌晨二时即起床，二时半开始吃饭。西军在老虎冈、梅龙冈及广九铁路沿线布防。东军三时出发，向西军防线移动。统监部也于四时出发。至上午五时十五分，东西两军的前锋部队开始接触，并且东军有“铁甲列车”沿铁路线从东边开来，以机关枪向西军阵地射击，西军则用重炮予以还击。至上午八时，演习以两军最后的步兵冲锋为结束。以随军记者的标准来看，“进攻防守之动作，仍甚完备，惟当冲锋时不能一致，实为是日演习中之缺点。”

西军进攻

领导观战

官长讲评

演习结束后，东西两军在广九铁路畔的空地集合，由副总参谋长张文、代校务何遂和教育长李扬敬分别进行了讲评，对演习的优缺点一一指出，至中午十二时才全部结束。

右一为何遂，左二为何遂夫人陈坤立

演习中的军兵种与装备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均施以步兵训练。第二期开始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宪兵五科。这五科中的四科在这批影像中都有反映，有些几乎是“独家”。

文字资料上黄埔的军事教育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各学科，并且分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野外演习等几大类。这批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实际操作的状态。同时，这批照片中信息量十分丰富，也给出了与训练相关的许多细节。

（1）最早的装甲作战对抗训练

1916年英国人研制的坦克首次出现在一战战场上。战后，各国纷纷研制自己的坦克车型。何遂在1918年访欧归来后的《参观欧洲大战记》中，不仅反映了对欧战的一般观感，更对欧战爆发之后世界军事技术、战术的最新发展变化，如飞机、坦克、军舰、潜艇等新式武器的发展，堑壕战等新型战术的出现以及在战争中的应用，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考察和论述，提出：“今日战争实为科学之战斗”的观点。

1929年2月黄埔军校的三军演习中出现了木制坦克模型的照片。

坦克模型

欧洲观战时何遂在法国坦克前留影

（2）关于“珠江号”水上飞机

珠江号水上飞机是1928年国民政府航空处向美国瑞安飞机公司购入当时较有名的瑞安B－5型“四轮马车”（brougham）5座单翼飞机。水陆型各购一架。当年夏天，飞机运达广州装配，陆上型命名为“广州”号，水上型命名为“珠江”号。1928年12月8日“珠江号”水上飞机由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作沿海长途飞行。于12月30日回到广州，历时23天，飞行距离5436公里。

为了增加军校学员对陆空联合作战的实际印象，这架当时十分著名的“先进”飞机也出现在黄埔军校的三军演习中。

珠江号水上飞机

（3）航空处处长张惠长

老照片中有一幅在飞机前的合影文字说明“乘机参加野战将出发时张处长与公用局冯局长合照”。此“张处长”着当时空军制服，经黄埔研究专家单补生辨认为彼时广东航空处处长张惠长。

张惠长（1899—1980），广东香山县（今中山）人。1917年美国寇提斯飞行学校华侨飞行班毕业。1920年春受孙中山委派从澳门富商处得捐献飞机。1920年8月，孙中山下令讨伐桂系军阀把持的军政府。9月26日，张惠长驾驶飞机对广州观音山莫荣新督军府投下三颗炸弹，岑春煊、莫荣新在惊惶中逃出广州。是为中国“空军”第一次作战。

1927年5月美国飞行员林白驾机从纽约直飞巴黎成功后,张惠长心中也萌发了作一次环飞全国的念头。1928年11月11日上午，张惠长偕同杨官宇等4人,驾驶“广州”号飞机从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直飞汉口,后经南京、北平、沈阳、天津、上海，12月18日由上海飞回广州，历时30天,实际飞行7天，全部航程约5600公里。这是中国首次长途飞行，引起全国上下关注。张惠长因之成为全国的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林白”。

民国期间，张惠长多次参加空军作战，并在航空系统担任高级职务。

航空处处长张惠长（右）

（4）空地对抗与空地联络

鉴于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战场上已经有空军参加战斗。黄埔军校训练大纲中尚未发现相关内容，但三军演习照片中已经出现对空射击以及布设对空联络布板的情形。

东军预备队做对空射击的姿势应对西军的轰炸

演习中地面布标

（5）战时通信

冷兵器作战时，战场通信主要是人力通信和信号通信，比如擂鼓鸣金。

黄埔军校演习图片中有骑兵通信内容，还有旗语通信，人力使用自行车通信。最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出现了布设电话通信的情形。但注明是由工兵进行的。

一战期间欧洲军队有线通信比较普及，已有使用无线电通信。中国在十九世纪70年代开始架设电话。照片说明黄埔军校已经使用电话，但尚未见无线通信。

演习中通讯兵正在打旗语

演习中的马队传令

演习中的东军通信队

演习中架设电话线的工兵

（6）野战卫勤

战时医务保障是军队演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埔三军演习中也看到了东西两军卫生队的图片。还有一幅人物图片的说明值得注意“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医院筹备委员舒裳辉”。

第八路军总医院筹委会委员舒裳辉

李济深继梧州开办医院后，在1929年有开办第八路军总医院的打算。

西军卫生队 

（7）辎重兵

步、炮、工、辎是黄埔训练的四大专业。辎重兵就是如今的后勤、联勤系统。不过我们很少在老照片中看到与辎重兵有关的画面。所以演习中辎重兵的镜头有特别价值。

演习中的辎重队

辎重队的马挽大车

（8）行军与队列

照片中有若干幅东西两军行军的照片，有肩枪的与不肩枪的，队伍都很整齐。考虑到拍摄距离较远，整齐的队列行进不大可能是为摄影师“摆拍”。由此可见黄埔生队列训练的水准。

演习中的行军队伍

网络上可以搜到1929年黄埔队列训练的视频，包括整队报数、行进、转向走、肩枪等科目。大体上近百年间中国军队之队列训练要求一以贯之，仅有力度差别。究其源头，现代军队的肈始在清末小站练兵，请的都是德国教官，带来的是德式队列教程，以后仅摆臂动作受苏联队列教程影响。

（9）工兵

黄埔军校工兵专业的学生必须会学习筑城、爆破、渡河、坑道四大教程。此外，当时通信线路敷设也是工兵的科目。在三军演习的照片中除了坑道作业，其他几项都有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乃至以后相当时期的国内战争中都未见到相关的工兵机械装备。

演习中作业的工兵

（10）舟桥架设

演习中有关舟桥架设的图片有一组，涉及门桥航渡，栈桥架设，舟桥开通前后均有参观，可见制式器材架桥当时还属新鲜。

架设的舟桥

图上可见器材是铁桥，桥板长宽一致，栈桥构件规范，可以肯定是制式军用舟桥。而且是一部不使用机械动力的撑篙舟桥。图上可见作业河流宽度不超过50米，大约使用三只舟艇，这应该不足一部完整的舟桥器材。

资料中查不到中国军队何时进口的舟桥器材，也查不到苏联援助黄埔军校装备中有关工兵器材的档案，所以舟桥器材来源待考。

舟桥爆破

（11）演习餐食供应

演习图片中有一幅非常有趣，文字注明“东军粮食”。画面上一个未着军装的老百姓蹲踞，旁边是七八只粮担，面前地上摊开的都是烧饼。周围的军人们有的正从粮担上往方桶里装食品。老百姓与周围军人胸前都有明显饰条，似乎是标识身份。

尽管旁边的军人也肩有鼓鼓囊囊的粮袋，不过这场景和说明显然是供应演习军人食品。

东军粮食

野外就餐的军官

另有一幅照片中，几名西军军官席地而坐，地上有便当和散着热气的小锅。军人们显然刚刚结束野外就餐。

在百余张演习照片中没有埋锅造饭的“炊事班”之类的影像。看来演习三天，除了自带干粮，还有民间的食物采购。

（12）“速记队”

照片中有一幅说明为“西军在牛山脚之速记队”。画面中全副武装军人或蹲或立手执纸笔抬头记录着什么，旁边军人观望。

演习中西军的速记队

这是由六期学生中选派的笔记生而组成的速记队。观察记录演习各队学生之表现，详记各官长之讲评，汇总之作《操场野外演习笔记》以供将来参考。

（13）指挥员装备

望远镜，地图图囊，扎武装带，绑腿或皮靴，重要指挥员有乘马。演习图片中指挥员均未见配枪。

民国初年中国军队使用有1:5万的军用地图，图上使用的接图尺寸，大约覆盖十平方公里地域。

观地图指挥军演，中为何遂

（14）轻步兵装备

黄埔军校成立后，苏联先后六次为军校运来大批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万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上千挺，火炮24门等等。苏联援助的步枪多为莫辛纳甘步枪，还有MP28冲锋枪、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和毛瑟C96手枪等。军校也大量使用国产步枪。

图片上步兵使用的是“汉阳造”，即仿德国毛瑟88式步枪，最大的特征是改到第一节箍下的刺刀座。

演习中用汉阳造步枪的士兵

马克沁重机枪清末从国外引进，民国初年国内即有仿制并大量装备部队。军校演习专有机枪阵地。

演习中使用的马克沁重机枪

（15）炮兵装备

图片中看到法制博福斯75毫米山炮（Bofors m1922 75mm mountain gun），这是黄埔军校炮兵也是国军重炮的主要装备。

法制博福斯75毫米山炮团队

东军迫击炮阵地

（16）航空兵装备

这架飞机是法国古尔杜-勒瑟尔公司（Établissements Gourdou-Leseurre）1920年代生产的Gourdou-Leseurre GL.22，它一般称作“古尔杜”飞机，用作法国巡洋舰上的轻弹射机。

张惠长驾驶的是美国瑞安·布鲁厄姆（Ryan Broughams）公司1920年代生产的Ryan B-1（瑞安）飞机。这型飞机有一名驾驶员，可搭乘4人，长8.46米，翼展12.8米，高2.67米，空重848公斤，一台Wright J-5发动机，225马力，最高时速201公里。这型飞机在欧洲经常被作为邮政飞机。

机师与“古尔杜”飞机

（17）海军装备

1927年广东海军装备舰艇共37艘，总吨位为1.1万吨。这些舰艇包括同治年间进口的6艘蒸汽火炮舰船，第二批的17艘鱼雷艇和炮舰，以及第三批的3艘驱逐舰和1艘炮舰，第四批有6艘炮舰和4艘鱼雷艇。

“飞鹰”号驱逐舰

这是广东海军的“飞鹰”号驱逐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1895年建造，其特征是上甲板的四座烟囱。

（18）牛山要塞

建于1887年。牛山炮台是珠江岸防系统最晚建成的炮台，填补了长洲要塞北岸防御的漏洞。该炮台有大炮7门，其中克虏伯大炮3门，阿姆斯特朗大炮4门。是当时最先进的岸防炮。

牛山炮台上的克虏伯炮

（19）广州中山路始建

照片中有一幅说明为“经理员出发在中山路”。图上是新开的开阔路面。

广州中山路是当地主要干道。其1919年开筑道路，定名为惠爱东、中、西三路（今中山四、五、六路），长2.5公里。1921年向东开辟大东路（今中山三路），1925年筑成百子路（今中山二路），两路共长1.7公里。后再向东修筑至杨箕村的中山公路（今中山一路），长2.1公里。初期，路面均为砂石或泥，1923年后陆续改为沥青路面。

图上应为中山路早期的面貌。

经理员出发在中山路

（20）关于星洲兄弟照相馆

这批记录黄埔军校1929年三军演习的图片是星洲兄弟照相馆拍摄的。除南京博物馆收藏两册照相簿有星洲兄弟照相的LOGO外，一幅照片说明有“星洲映像馆随野战出发之技员”文字。图上除一名保障拍摄的军人，还有三名拍摄技师，考虑到当时相机没有自拍功能，所以还有一名拍摄者，星洲照相馆为黄埔军校演习一共派出了四名技师。

九十五年后我们才能从故纸堆里发现那次联合军事演习的只言片影。这家照相馆1917年在广州的惠爱中路开业，与1912年开业的艳芳照相馆毗邻，孙中山和黄埔军校的很多活动都由这家照相馆操镜，1960年代并入艳芳，从此结束了这个品牌的经营。

星洲映相馆随出发野战之技员

海陆空联合大演习相册扉页

四、何遂大兴黄埔校园建设

黄埔本校自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间，因“清党”等原因，校务陷于停顿，当时“校内建筑亦遭破坏；继因经费减缩，导致以前预定计划，不免停顿，如建筑中山公园、仲恺公园、中正公园等工程均半途中止。在校教职员生固乏遊息之所，即于纪念总理与廖党代表和景仰校长之诚意与观感，亦未克完成，实不免为憾事！”（《史稿》）

1928年5月2日，何遂就任代校务后，即着手启动校园修复、立碑建坊工作，并亲自撰写碑文，记载黄埔军校师生功绩、传扬中山总理遗愿与精神。

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何遂代校务以本校经费虽然较前减缩，而最高长官如蒋校长、李副校长、戴传贤主任及何代校务本人，均不领受薪金，拟将以上应得薪饷全数捐出。并约同各部处主官就前决定，应行修建各地详细查勘，又议决将本年5月份半月薪金共计942元，6月份全月薪金共计1,888元5角，共计2,830余元，作为修建基金；其后以6个月计算，超过12,000元，前后共计14,000余元。除修筑中山公园、仲恺公园、中正公园及蒋校长纪勋碑外，并建造总理纪念物与阵亡烈士纪念碑。此外，又刻题名碑十数座，将本校开校以来官佐员生姓名刊之于石，立于本校中山公园纪念碑之下，以垂久远而示勉励。1929年3月本校以中山、中正、仲恺各公园成立未久，园林疏缺，为求点缀风光起见，特向中山大学农科，请其酌发各种树苗，以供树植嗣接，该校函允，遂派员前往搬运，于是各园随地种植，增添景色不少也！”（《史稿》）

何遂自1928年5月主持校务，至1929年5月晋京辞职，短短一年间，除尽职力行教育外，同时大兴黄埔校园建设，多项建筑均载入史册。

孙总理纪念碑

“本校为永远纪念孙总理起见，何遂自代理校务始，就提议由校中各主管官捐廉，建筑孙总理纪念碑，全校师生闻之亦踊跃捐资。1928年9月，即派人选定中山公园后之八卦山顶为建筑地址，细密设计完竣之后，即由经理处招商包建，到校投标商店共十家，结果均超出经理处最低价格之外，其投标最廉者为同德工厂之18,200元。遂经校中批准与该商订立合同，从速承建。10月11日上午10时50分，何遂于纪念周礼毕后，率同全体官佐员生至八卦山，举行建筑孙总理纪念碑奠基典礼，並由何代校务躬亲破土以示隆重，不久即告落成。”（《史稿》）

黄埔军校总理纪念碑奠基典礼

黄埔军校举行总理铜像揭幕典礼

1930年孙中山纪念碑原貌

黄埔今天的孙中山纪念碑 

这座今天仍屹立于校园中央的宏伟的纪念碑，座高19米，碑高40米。正面“孙总理纪念碑”六个隶书字，是胡汉民书写。碑东侧所刻总理遗训“和平，奋斗，救中国”七个大字，是何遂手书。据当时何遂带在身边的三子何康回忆：“父亲是用大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饱蘸浓墨书写的。”何遂崇敬孙中山，他在北京亲历了孙总理的追悼会，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弥留之际呼唤的七个字，给他的心灵很大震动，他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写下这七个大字的。碑西侧刻着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对师生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是戴季陶的手迹。碑后面刻有篆体总理像赞：“先生之道，天下为公；先生之志，世界大同；三民建国，允执阙中；况在吾校，化被春风；江流不废，终古朝宗。”纪念碑顶部所立孙中山铜像，高2.6米，为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这座纪念碑1930年5月完工，当时何遂已辞职离校。

八卦山脚留下了何遂建碑的介绍，作为今天游览者的指引。他当年所撰写的碑文却记载了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和业绩，彰显孙中山精神，激励后人继承光大。碑文全文：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之创立，肇始于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先生莅临训词，以“亲爱精诚”相激发，圜座观听者罔不承謦欬而奋气节。盖先生鉴数十年革命未能成功者，由于无纯正革命军之实力；深知救国救民，非有真能为主义而奋斗之人杰，不足完改革而宏建设。乃创军校，选军人，定军学，搜军实，学术兼修，有典有则，使知能捐生死者，必先化其气质。于是校长蒋中正，用编党军。校长躬自督率，先平东江之陈孽，继靖杨刘之鬼蜮，既奏凯以东旋，复誓师而北伐。不数月，奠定长江，不两载，统一全国。若夫以一敌百，为革命史独造之戛戛，旷古今中外无有其匹，何一非先生精神所凝结，讵意昊天不吊，竟弃吾党而永诀。回忆濒行告别之训言，莫追音尘而凄咽。窃以先生手创民国，艰贞卓绝，党建党治，具在方略，行易知难，详诸学说。先生言之不惮，唇焦舌敝，吾党承之，莫不涕零心折。论者谓北境会盟，南讹平秩，咸推开济于党军，实则荣源乎百粤。顾以训政、宪政之大，猷端资夫良弼，而吾党所寤寐求者，继述遗言于贯澈，庶几先生积四十年之精力，可无遗憾于毫发。今兹校生六期业毕，追维吾校之肇祖，不能自已于陈述。节南山之具，瞻屹丰碑，而展谒将以诏示来者。俾知先生之遗泽与吾校之荣光，并垂无垠于坱圠。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

代理校务何遂敬撰

【译文】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的创立，开始于中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六月十三日。当时孙中山先生亲自莅临本校并向全校师生训词。孙中山先生以“亲爱精诚”为要义激励在校师生，满座听众没有人不受到先生言传身教的熏陶而更加坚定发扬革命的志气与节操。先生大概是鉴于数十年革命没能成功，是因为没有纯正的革命军的实力；先生由此深知想要救国救民，必须得有真正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人中豪杰，不然是不足以完成改革而开始国家的宏大建设。基于这些原因，先生乃创立了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选拔革命军人，制定军校学习计划，检阅军械军备，理论学习与实践兼修并重，有制度和法则可供依据，使得能为革命不计生死的人，必须先使他的气质发生根本变化。于是校长蒋中正将军校师生编为党军并亲自督率军校师生平定了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余孽，紧接着又平定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阴险宵小的叛乱。军官学校学生刚从东征中凯旋而归，又誓师开始北伐。北伐开始不到数月就稳稳占据长江流域；不到两年，更是统一全国。至于以一敌百，实在是革命历史中独造的创举，自古今中外没有与之相匹敌的功绩。这些创举与功绩无一不是由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心血所凝结，哪能想到苍天不怜悯保佑，先生竟然遗弃我党而永远旳诀别。回忆先生临别前告别的训诫之言，无不追想先生的声音与踪迹而凄切呜咽流泪。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中华民国，处境艰危而守正不移的程度远超寻常，政党的建设和治理，都在先生方针和策略之中，行动很容易但是彻底领悟其中要义很难，先生将自己的思想纲领详细诉诸各类学说之中。孙中山先生言之不尽，费尽口舌。我党继承先生的教诲，没有不痛哭流涕而心怀敬佩。有人说在北方的边境会盟，南方的土地和人民和睦平静，都是有赖于党军开创与匡济，实际上繁荣源于百粤之地。顾念训政、宪政兹事体大，宏图远谋需要天性资质出众的人才和贤能的辅佐者。而我党一直以来日思夜念苦苦追求的，就是继承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遗言在实践中深入贯彻实行，这样就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累积四十年的精力的革命事业丝毫不留遗憾了。现在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毕业，追忆我校的肇始起源，无法控制自己使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所以将之陈述在此。选择在南山修建，眺望屹立的丰碑，希望可以展示给将来来此拜谒的人。使后人可以知道孙中山先生遗留的德泽与我校的光荣历史，并流传到广远辽阔的地方。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公元1928年12月）

代理校务何遂敬撰

修复东江阵亡烈士墓，兴建烈士纪念坊

1928年10月何遂修复了黄埔军校东江校阵亡烈士墓，并于其侧兴建东江阵亡烈士纪念坊，亲自撰写碑文，还特地为福建福清同乡刘尧宸写了墓碑纪念悼文。

东江阵亡烈士墓 

黄埔东江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

惠城踞山阻水，东江锁钥寄焉。叛将陈炯明，拥兵负隅，屡攻不下。先大元帅以无主义无训育之佣兵，不足有为也。于是十三年五月，令设陆军军官学校，蒋公中正长之。乘主义，施训育，桓桓肃肃，兴也勃然。十四年春，蒋公率学生九百余人，教导团两团会各师，东讨鲤湖、棉湖，战绩甚伟。是役死事同学十六人，士兵六百余人。旋挫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班师归校，复加训练。十月再命东征，校长蒋公为总指挥，率三纵队。副校长李公济深、教育长何公应钦、程公潜分领之。各纵队基干，则本校学生三千人也。十三日，令总攻击。炮射惠城，皆中要隘。敌以机关枪扫射，先锋迫城者，死伤枕藉。第四团长刘尧宸中将竟中弹亡。士气抱痛愈奋。十四日炮向北门及左右侧防，机关猛烈扫击，掩护冲锋者前进。众乘势倚梯肉搏以登，前仆后继，而飞鹅岭纵队同时夹攻。至是敌势不支，纷纷东遁，而海丰、陆丰、河源、紫金、老隆，凡入潮梅要冲，次第悉平。是役死事同学五十八人，士兵百七十八人。古所称天险惠城，三年攻之，不足一日，陷之有余。昔何其难，今何其易欤？曰：有主义，有训育，故能果于克敌。逾年越岭入赣，转战两湖三江，铲除军阀，直捣幽燕。国基南奠，中外翕然。完成革命之功，其兆于斯乎。夫不有党军，何以展党力？不申东讨，何以勍北征？烈士之荣光，吾校之荣光也。遂命春来粤，蒋、李二公倥偬马策，以校务委代。巡视埔岛，爰至平冈之原，肃然曰：烈矣诸君，为主义死，为统一先导死，死且不朽，曾何恤身后之表扬。但吾人既安其窀穸，而未彰其姓氏功绩，于义有关，乃述综概。次名籍，俾后人得证考而仰止焉。平冈之阳，松柏九九，碧血黄花，并堪千古矣。慨叹不足，从而缘之辞。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

代理校务闽人何遂撰文并书

【译文】

惠州城盘踞雄山阻隔大江，东江战役是战争的关键所在。叛乱的敌将陈炯明，拥兵自重，负隅顽抗，过去屡次攻击没能攻克。孙中山大元帅在世时认为，既没有主义信仰也没有训练教育的以金钱为目的而参战的士兵，不足以有所成就。于是在民国十三年五月（公元1924年5月），孙中山大元帅下令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并任命蒋中正为校长。陆军军官学校秉持三民主义，实施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军容威武，肃穆严整，军校勃然而兴起。民国十四年春（公元1925年春），蒋介石校长率领陆军军官学校九百多人，教导团两个团会合各路军队，向东征讨鲤湖、棉湖取得的战绩特别辉煌巨大。这一场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十六人、士兵六百多人。军校师生不久后又挫败了杨希闵、刘震寰叛军，胜利回归学校继续进行军事训练。十月广州国民政府再次命令东征，校长蒋中正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三个纵队。副校长李济深、教育长何应钦、程潜分别担任三个纵队队长。各个纵队的基层骨干，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三千名学生。十月十三日，蒋中正总司令下令发起总攻击。前线军队用大炮轰击惠州城，都击中了惠州城中关键的火力点。敌军以机关枪扫射，靠近城墙的先锋部队死伤惨重，牺牲的战士纵横交错地躺在一起。第四团团长刘尧宸中将竟然中弹牺牲。前线将士士气因为心中悲痛而更加奋勇。十四日大炮向北门及左右侧防御阵地轰击，机关枪猛烈扫射火力压制，掩护冲锋的士兵前进。众人乘势依仗云梯和徒手搏击登上城墙，士兵前赴后继，而驻扎飞鹅岭的纵队同时夹攻敌军。到了此时敌军的势力渐渐不能支撑，纷纷向东逃遁。而海丰、陆丰、河源、紫金、老隆……凡是进入潮梅地区的交通要地，逐个被平定。这场战役牺牲的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五十八人，士兵一百七十八人。古代人们称之为天险的惠州城，之前三年的时间攻击未能奏效，现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被攻陷。为什么之前是如此之难，现在又是如此容易呢？答案是有主义信仰、有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所以能坚决地克敌制胜。过了一年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翻越崇山峻岭进入江西，转战于湖南、湖北和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之地，铲除军阀，长驱直入地进攻河北、北京。国家基础在南方奠定，得到中外各国一致称颂。完成革命的功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吧！如果没有党军，怎么展示党的力量呢？如果没有东讨，怎么能完成强大的北征呢？烈士的荣光就是我校的荣光。何遂我今年春天来到广东，蒋中正、李济深二公军务繁忙，所以将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务之职委托我代理。我巡视黄埔岛，走到山脊平坦处，十分恭敬谨慎地说：壮烈啊诸君，为了主义而牺牲，为统一国家，指引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而牺牲，这样的牺牲是永垂不朽的。烈士们生前岂能有闲暇考虑死后被歌颂、赞扬！但是我辈既然把他们安葬在这里，而没有表彰他们的姓名功绩，这是与道义有关的问题，这才陈述事迹概要。记录姓名籍贯，待到后人考求征信而仰慕向往啊。平冈的南面，松柏繁茂而极多，烈士为正义而流的鲜血与烈士的精神，全都具有永远存在的价值。对此，有所感慨而叹息是远远不够的，从而用文字来表达。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

代理校务闽人何遂撰文并书

何遂孙子何迪（右）、何代宁（左）访问东江烈士纪念坊

何遂撰写的两块巨石碑文，记述了东江战役始末（右图），福建同乡刘尧宸中将碑文（左图）

陆军中将刘君尧宸墓碑纪念悼文：

民国十三年，大元帅孙公创学校于黄埔，训练党军，蒋公中正任校长，遴选教才，适刘君自闽来亢教官，训迪有方，蒋公深器之。十四年春，蒋公誓师东江，克淡水，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援第一团之困，夺敌阵地，擢升团附，六月班师，以平杨希闵、刘震寰叛兵功，擢任第四团团长。十月再发东江，君挺身任攻惠城西北门，简精卒为登城队，挟梯冲锋。正肉搏间，敌以机关枪扫射，如雨雹，君声厉振臂，飞弹中肋下，出膀胱，血不止而气绝矣！呜歔！君以一身博一城，君殉之明日，而城下，众皆谓英灵所凭，力破天堑，北伐奏功，实基于此，党军之威日震，军校之誉日彰，君为不死矣！政府追怀悼情，赠陆军中将，特恤金五千，又家属年恤金七百，同志同乡迎君柩，主葬黄埔烈士坟场。

君讳尧宸，字俊辉，闽福清县人，世居霞浦。祖长泰海坛副将，遂家福清。父培芬，庠生。君性沉毅有智略，桥南社，同盟中健才。辛亥武昌起义，闽应之，君亦授命，与有功焉！旋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回闽服务，从方君声涛、孙君良翰，措应敏捷，皆称其能。会王永泉约粵军逐闽督李厚基，君力扼洪山桥，大破之，厥后王永泉之团长杨化昭附臧致平，合闽南民军抗周荫人，君至同安马巷集旧部，推孙为师长，被任团长。臧、杨败，孙与民军总司令退保大田，适孙之旅长彭阎瑞有异志，孙杀之，彭部变，攻孙及君，及退赤水，君中道困于匪，脱身至厦门。夫人许氏方庆得男，不幸呱呱忽矣。慈母乃付嫂氏抚之，愤痛南来。极人世所难堪者。讵意年仅三十有一，竞能完大名于不朽，其才可惜，其志尤可钦也。遂与君生同里闬，昔岁与方君从事闽南，亦耳熟其为人，兹来黄埔吊君之墓，君挚友林兰生为述当时状，有尽于心，因书诸石，用卒告阐烈之君子。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代理校务何遂撰文并书

建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与济深公园

1929年初始，何遂“代校务”主持兴建了黄埔军校学生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身篆书“为民牺牲”乃何遂手书。碑座南侧为何遂撰写并书丹之碑文。东、西、北侧刻有北伐阵亡之独立一团一营营长曹渊等355位黄埔军校学生之姓名。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於戏，吾党之策源于粤东也。秉先训，豁群蒙，莫不奋身振踔，虤虎蹲熊，生死与共，袍泽与同。溯自丙寅七月，鞠旅驰骢，有仇必殄，无役弗从。逾岭蹶湘，平吴刜鄂，既马同而车攻。奠定南京国府，廓清北系兵戎。会三晋两河而誓师，咸惊为并世之雄。义旗分道，风从虎而云从龙。庶天心之厌乱，慰中外之喁喁。既夫浦口囷寠者，扼力凶锋；甚而武汉螫毒者，腥血殷红。君等咸眦裂肉薄，竟裹马革以完忠。於戏！幽燕直捣兮，卒殄元凶。完成北伐兮，系尔之功。吾党抱国恤而阐先烈兮，庶几默慰于尔衷。平冈之石龁龁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厉世兮，将以垂人纪于无穷。

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廿四日 何遂并书

【译文】

呜呼！我党的荣光源自于粤东。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秉持先辈训导，开启众人的蒙昧，无不精神振奋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像猛虎和巨熊一样勇猛威武。战友之间同生共死，情谊深厚，互相友爱，同仇敌忾。自丙寅年七月（1926年7月），誓师北伐，消灭仇敌，没有一场战役没有参加。翻越南岭挫败湖南的敌军，平定吴地，击溃湖北的叛逆，北伐战争进行到这时，就像《诗经》中叙述周宣王会同诸侯举行田猎的诗《车攻》所说的那样：王者之师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为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奠定了基础，扫清北洋军阀。三晋两河各路军队会集誓师，举世震惊皆为时代英雄。正义的旗帜分道而行，正如龙吟祥云出，虎啸谷风生，革命军人相互吸引，相互感通。但是上天的本意厌恶战争，宽慰中外民众期待和平的愿望。北伐军攻入南京后，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炮轰南京城，对这种无理挑衅，蒋中正派代表同各国使馆疏通斡旋，以有力的方式遏制了凶煞的兵锋；甚至吴佩孚部全力防守武汉，想毒害进攻的北伐军，腥气的血染红大地。诸君怒目瞪裂，与敌军迫近肉搏，争先恐后地英勇作战，战死疆场而完成了忠义之举。呜呼！大军长驱直入地攻占河北、北京，歼灭为首作乱的敌人。完成北伐，都是你们的功劳啊！我党拯救国家危亡而怀念先烈，希望可以默默抚慰你们的赤忱之心。平冈之石整齐排列，黄埔之水淙淙有声。屹立丰碑在这里以经历万世而不朽，后人将永远纪念你们的功勋。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月廿四日何遂并书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的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

何遂还开辟了济深公园并撰文:

民国十五年，校长蒋公中正帅师北伐。苍梧李公济深以副校长行校长事。李公性沉毅，识远大，以为学记敬业乐群，当如紫阳所解说，其于锻炼体力，修养人格，精进学业，尤致意焉。诸生咸一观听，退而自奋，相期为干城之选。黄埔之东蝴蝶冈，居本校分校中枢，亦修学地，彼此观摩敬其群也。冈上多松，相络相瓦，使之息游，乐其群也。爰就形势，藉榛莽，去沮洳，蔚成一园，踞长洲之胜。昔庾敳称和峤，森森如千尺松。今嘉树成阴，方诸树人树木，有合敬业乐群之旨，即以李公名名斯园。它日李公政和之暇，与诸生俛仰其间，更进博习，亲师论学取友，以至大成髦士之化。斯园之乐群其为嚆矢欤。

十八年一月何遂记

【译文】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陆军军官学校蒋中正校长统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广西苍梧人李济深以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的职务代行校长的职责。李济深性格沉着坚毅，见识远大，以古代中国典章制度专著《礼记》中的教育论文《学记》中所说的“专心学业，敬重师长。友善朋友，切磋共学”严格要求自己，就像宋代理学家朱熹所解释的一样，他在锻炼体魄，修养自己人格，精进学业这些方面尤为在意关注。黄埔军校的学生一看到和听到李代校长的优秀品格，就自己开始发奋，相互期许一定要成为保卫国土将士的最佳人选。黄埔岛的东边有一处叫蝴蝶冈的地方，位于本校分校的中心位置，也是修身养性，学习、掌握知识的好地方，可以像《礼记·学记》中所说的，观看彼此的成绩并互相学习研究。冈上有很多松树，相互包罗覆盖，供游人休息游览，朋友欢聚、交流。于是就利用蝴蝶冈附近的地势，清理杂乱丛生的草木，平整低湿的泥淖，形成了一座蔚为壮观的公园，成为长洲岛的一处优越壮美的地方。西晋名士庾敳称颂当时的名臣和峤就像千丈高的松树。现在公园之中美树茂密成荫，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极为不易，也正好契合《学记》中“敬业乐群”的主旨，就用李济深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公园。今后的某一天李济深政务闲暇之时，尽管只能与军校学生在园中进行短时间的交流，一定能使学生进一步广泛学习，亲爱师友，讲论学术，择友取人，以至使英俊之士达到义理事类，通达无疑，特立独行，不违师教，即《学记》中说要九年才能达到的“大成”。这座公园就是有志之士欢乐相聚的开端。

十八年一月（公元1929年1月）何遂记

建筑俱乐部、中山纪念馆

“1928年3月10日决议建筑俱乐部于黄埔军校之河畔，面积21,600方尺，可容4,000人。材料用铁筋三合土及砖柱绿瓦，价格87,000元。至11月1日落成，内陈油画三幅，每幅18方尺：其一为林则徐焚烧鸦片图；其二为八国联军在津追击义和团图；其三为沙基惨案图。对于帝国主义者横暴之情景，及殉国烈士之奋勇精神，均描写如生，一望如身历其境，正面高悬孙总理遗像；先烈及党国要人之照片，亦陈列四壁，俾瞻仰者有所楷模。”（《史稿》）

何遂夫妇带儿子何康在大俱乐部礼堂沙基惨案图前留影

修建的军校大礼堂

“1928年10月，北伐统一告成，本校为革命发祥地，其光荣伟大之历史，震古烁今，昭著寰宇，所有本校自开办以来，一切文件档案与旧存军需品，及先烈之遗迹，历任之成规，允宜成立专馆，谨慎保存。俾后继者有所观感而光大之，故创立中山纪念馆，藉留纪念。

中山纪念馆道路系由德祥号商人承筑，全路用水泥筑成，而纪念馆内部，旋亦饬工粉饰一新，赶于11月7日前竣工，定于12日孙总理诞辰开幕。”（《史稿》）

军官教员带何康在军校江边

修理游泳池

“1928年6月15日，本校旧有之游泳池日久失修，秽物堆积，乏人清扫，以致污毁不堪，有碍卫生；为学生体育计，特饬副官处克日修理，清除积秽，以便学生练习游泳，並严禁学生赤体入浴，以重风纪。”（《史稿》）

重新修复的游泳池

装置自来水

“本校以前无自来水，诸多不便，饮水殊欠清洁；为注意饮料卫生起见，特装设自来水管，于1928年8月7日开工，至8月17日乃克完成；于是冷热水随时皆可自由使用，甚感便利也！”（《史稿》）

加辟运动场

“本校入伍生部为使学生得实地练习飞越攀登，增加运动，以养成能利用障碍物前进之技术学识起见，特在燕塘大操场西首，建筑应用之体操障碍物：石墙、牛栅、跳沟、竹篱四种，以资练习。1929年3月4日遂告完工。”（《史稿》）

规划黄埔长洲新乡

“本校现划出本岛平冈、洪福市、上庄、下庄一带，为建设长洲新乡区域，其计划大纲，业由政治训练处拟定，已呈总指挥部转咨省政府查照备案，关于该乡各种建设由本校负责积极进行，以期造成一模范新乡，籍留革命策源地之永久纪念，将来新乡建筑竣工，则为本岛气象当更焕然一新！”（《史稿》）

筹建天文气象台

“本校又筹建天文气象台，以便预测天候，拟购各种气象仪器，计温度表3个，气压表3个，风向风度表1个，百叶箱1个；并特派员赴港购置。”（《史稿》）

黄埔公园

“本校东隅至海关之间，有广阔幽静之坪场，林木葱茏，芳草如茵，背负升旗山，前绕珠江，潮波光峦，风景宜人。校中当局为活泼革命健儿之脑力，增进其宁静致远之精神，特就其地辟为校园，复增植奇葩异卉，以资点缀，并为增革命策源地之观瞻与壮丽起见，又于园中建筑音乐亭，每当余暇之时，管弦齐奏，共鼓革命进行之曲，官生同乐，高唱青天白日之歌，琴韵潮声遏行云，而并舞黄钟大吕，纵异曲同工，革命情绪熏陶于伟大神圣音乐之中，而日益增高矣！”（《史稿》）

重新修建黄埔军校的努力

何遂代校务与同仁们共同努力，在一年时间内，为黄埔军校建造了众多纪念物、基础设施及校园环境。但是，1938年，日军飞机进攻广州时将黄埔军校原址校本部等建筑炸毁。孙中山旧居、孙总理纪念碑和纪念室、东征烈士墓园、军校俱乐部、游泳池、北伐纪念碑、济深公园、教思亭等，幸免于难。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整个黄埔岛划归海军，成为军事禁区，海军在黄埔军校旧址上修建黄埔造船厂和船舶修理厂，日军轰炸后幸存的建筑先后被占用或拆除。1955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何遂到访广州，向广东省委统战部提出要看一下黄埔军校旧址，由何世庸陪同前往。当年的校本部已成为一片空地，军校大门和码头荡然无存，与何遂任代校务时的景象大不相同。此后经过文革浩劫，军校旧址幸存建筑遭受进一步破坏，孙总理纪念碑侧面上方的国民党徽，正面下方何遂撰写的碑文均被水泥覆盖，东征将士墓园及纪念碑被毁。

为了黄埔军校旧址的修复，黄埔军校同仁、何遂的后代们做出了巨大努力。1984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徐向前元帅先后题写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1983年元月4日）”、“黄埔军校旧址”。

何遂长子何世庸1936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入抗大第五期学习。1949年广州解放后，曾担任两广盐务局局长、广东省石化厅厅长。

何世庸1933年7月以西藏名额入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纪念册》）

他与左洪涛（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黄埔同学会首任会长），杨应彬（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等校友一起，在各种有关场合呼吁重建黄埔军校旧址，供后人瞻仰。他们的呼吁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开始采取行动。被黄埔造船厂占用、作为家属宿舍后院的黄埔军校东征将士墓园，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78年开始重建，疏通了墓道。1984年拨款修缮，重刻记功坊之碑记。

1988年，作为黄埔同学会常务理事的何世庸夫妇特地在正在修复的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并给在北京的三弟何康写信，告知：“黄埔军校旧址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是其中保护得最完整的部分。爹爹手书的碑文将与世长存！送给曾与爹爹共同生活在该旧址的三弟。大哥大嫂 摄于爹爹百年诞辰之年。”

何遂之子何世庸、何康为黄埔军校旧址修复所留下的文字

1990年，何世庸接任广东省黄埔同学会会长。在担任该职务的十七年间，他主持了很多次两岸黄埔同学的接待工作。如1991年，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将军率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参访黄埔军校旧址。为接待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参访团，军校大门己重建，孙总理纪念碑也得到了必要的维修。凡台湾黄埔同学访穗，晋谒黄埔军校旧址是必须的日程，何世庸趁势进一步推进黄埔军校旧址重建事业。

为此，从1992年起，何世庸多次起草进一步推进黄埔军校旧址重建起的文章和报告。在1994年，约同何康参访黄埔军校旧址。两兄弟商定联手自上而下推进军校旧址重建工作。

何世庸夫妇（左一、左四）与何康夫妇（左二、左三）1994年访问黄埔军校

1996年，何世庸以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义起草了一份报告，通过何康，请求中央主管部门全国政协领导，关注并支持军校旧址重建工作。信函还附上了广州市政府关于修复黄埔军校旧址倡议书及实施方案。此信经何康修改后，直接送全国政协秘书长转呈李瑞环主席。何遂的后代与黄埔军校的同学们不懈的努力，不仅获得了政府部门的重视，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1996年11月12日，黄埔军校旧址校本部终于按“原位、原尺度、原面貌”原则，完成重建工程。广州市政府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际，举行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落成典礼。何世庸很珍惜校本部重建这一阶段的努力成果，特意把这张照片镶上镜框，摆在案头。

广东省黄埔军校校友会会长何世庸在校本部重建落成典礼上致辞

除校本部外的多处遗迹，包括孙中山旧居、孙总理纪念碑和纪念室、东征烈士墓园、军校俱乐部、游泳池、北伐纪念碑等文物均得到很好的管理和维护，并作为旅游景点向公众开放。

2010年，广州革命历史纪念馆更在黄埔军校校本部广场，增设一面长达四十三米的“黄埔军校本部第一至七期教职员和同学名录”碑石，从竖立之日起，逢清明重阳皆有两岸四地黄埔后代亲属祭祀。

随着两岸交流及对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研究的深人，交通等公共设施也大为改善，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的游客逐年增加，去年已近三百万人次。

在纪念黄埔军校成立百年之际，旧址重修工程仍在继续，为的是让后代记住历史，黄埔军校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五、与文化界交往 结交顾颉刚

何遂是现代军人，骨子里是传统文人，可谓“武胆文心”。在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同时，与广州的文化界，特别是与中山大学的文史学界交往频繁。

何遂1927年寓居杭州，结交文化名家，与吴昌硕、王个簃等书画大家结下了友谊；西泠印社为他研习国画与金石篆刻提供了平台。他沉浸于所钟爱的文物收藏与整理之中，并将自己的斋号起名为绘园，藏品被称为“绘园古物”。例如30年代初将搜集到的千余枚秦汉瓦当亲自拓印成三十余册，在卷首的序中，历述研究瓦当的心得与见解，编印成《绘园瓦当》。1927年,他将收集到的古瓦当拓片，按照《说文解字》部首的次序，编为十四卷，形成《古瓦当文存》初稿。5月，他携《文存》初稿请吴昌硕题签。吴先生另纸写下“古瓦当”三个篆书，并题三首绝句。第三首写道：“唐时造像掷金钱，持赠西泠证夙缘。来路傥容寻得到，一蘭花药四禅天。”为了表示对吴先生为《文存》题字、题诗的谢意，何遂赠送吴先生和西泠印社一尊唐代佛像。因此，吴先生的题诗认为，这证明了他们前世有缘。他勉励何遂：在研究古文字方面已经找到正路，那就要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摆脱人世间的种种诱惑，到达古文字学研究的最高峰，就如同佛家所说修习禅定要达到色界的第四重天。何遂还担任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参事，提供所藏金石瓷器展出，获感谢状。

1927年何遂（左二）赴西泠印社拜访吴昌硕社长（坐者，旁为其孙）

何遂担任黄埔军校新职，同时把文化人的旧好带到广州，开始了与顾颉刚的交往。顾颉刚生于1893年，小何遂5岁，1923年5月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掀起了中国古史辩的浪潮，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民间故事孟姜女演变的研究，拓展成民俗学，加之历史地理和文物考古的支撑，他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放在了科学基础之上。作为军人的何遂十分认同顾颉刚的观点，像一下子遇到了知音。

1928年11月12日，何遂邀请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教育家、中山大学创办者及首任校长邹鲁，在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纪念总理诞辰大会上发表讲演。两周后（25日）何遂邀请仰慕已久的顾颉刚、容肇祖（时为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专家，担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访问黄埔军校。顾日记载：“十一时，赴黄埔军官校，十二时到。参观校长何叙父所藏古物，黄埔俱乐部，又坐汽车游烈士墓诸处，晚坐船归，到长堤黄埔办事处小坐，坐汽车归。何遂，号叙父，闽侯人，中将，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甚好古，常识极丰富，谈论极畅。”1973年7月，顾在重新整理日记时，在这天的日记下注：“渠在军人中，最喜文墨，因此其友文多武少，与予竟为莫逆交。”

1929年11月12日，邹鲁在总理纪念日上讲演，他左后方为何遂

顾先生于1928年11月29日致信何遂将军，邀请他到中山大学参观，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交友之道：来而不往非礼也。12月2日星期日,何遂带着5岁的儿子何康欣然前往。由顾先生导览，参观了学校语史所和历史系收藏的古物、善本室、碑帖室等。顾先生宴请何遂父子，由商承祚、黄仲琴、沈鹏飞、魏应麒、式湘、李晓生作陪，他们都是中山大学历史学、文字学、民俗文化、考古研究等方面的领军人物，生物科学家、农学史开拓者辛树帜也在座。12月14日上午，何遂又应顾先生邀，参观了中山大学风俗室、档案室、图书馆、生物系。两人到旧太平馆吃饭，谈至下午二点，才尽兴而归。（引自《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为中大购书、充实图书馆内容，在学界开了风气之先。他特别关注民间史料的收集，“我们要收‘个人生活之记载’，日记尺牍等是很难收到的，诗文集却是个人生活之记载，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去，差不多一部诗文集就是一部自传。我想这类东西，要收索性收一个全。收得多了，我们照地域，照年代来分，倒也可以帮助地方志及各种历史的研究。”何遂对顾颉刚的观点深感赞同，决定向中大捐赠自己所著图书。

何遂给陈锡襄（1898年生，福州人，民主人士，民俗学家，时任中山大学语史所教授。）送去三部书。12月21日，何遂给顾先生和陈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对这三部书作一说明。

中山大学《学术通讯》载何遂致顾颉刚、陈锡襄信

颉刚、锡襄先生：

今日天气清朗，海不扬波，趁此时间，我将前所交锡襄兄的三部书作一个序。

第一部是《大名水利书》。这一部书是在大名做的。大名这一个地方，是漳卫合流之区。我记得卫水来源在辉县，到大名甚短，已有百四十条的河流会合（这数目未必确）。至漳河发源山西长子县，所会合的河流更多。这两条大河到了大名，合而为一，其水之大可知。且在河南临漳界内，皆有山为之东，一到河北，皆为平原，于是横流四达，遂成历史上水患之区。吾人读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者，横也；衡漳者，横流之谓也。我们再念下两句，“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上上，”可以知漳之作用不小。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年要受他的大害呢？

我来大名（注：1923年，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兼冀南镇守使，何遂为其参谋长）以后，看见年年报潦报荒，心中以为古人是欺我呢，或我们人力有未做到的地方。第一点，我以为不确实，还是从“自反”方面着想去研究。这就是我作这一部《大名水利书》的原因了。

此书可分为二部分。那第一部分是专为历史上的研究，从古书上及县属的档案上整理出来，区别为“水道”，“灾旱”，“治水”三部。水道一部，可以知古往今来河道之沿革。我再以近若干年来河道变迁，绘图明示，则“衡漳”二字可以证实。此其一。次则因漳之横流方向，可以明白地势高下。又次，则为什么从前每年横决，近数十年来横溢地方竟有限制呢？

以上三点，若再细细的研究，自然非档案整理不为功，因被水之处每年是要报荒的。我们由报荒档案上，一可以知横流之情形，二可以知横流之区域，三即可以推测横溢地方的限制。

于是我又将所整理的绘在图上，我乃明白近年来漳溢而不迁，其溢出之区在漳河两侧各三四十里。

这个原因一明白，我们即可着手用新法子来测量地形。其测量的结果，又书成一图，于是全县地势大为明瞭了。

由是我们知道三点：（甲）漳河旧河道大概与现在河道略略平行的。（乙）现在之漳河河身高于平地一丈有七尺，竟成一自来水的水塔。（丙）漳河河身既高出丈有七尺，为什么不迁流呢？这个原因，我们一看每年被灾之区，及测量的地形图就可明白。原来漳河每年溢出区域仅限于左右各三四十里，由是年复一年，淤泥积而渐高，乃成一天然之厚堤，束住河身，所以近年“卫”漳二字成有限制的“衡”漳了。

我有一个确信。我以为“读书必当致用”。我费尽工夫整理出来的结果，必须使之实现成功，使后之人不至于将书白白读过。

于是我又将古代治水方法集为一篇，一面征求县人有识者的意见附于其后。这一部若干万言之书遂以告成。

书成之后，我写信给我的舍弟名叫“岑”的，他在青岛做港工局科长，他在美MIT学机械工程兼修水力学的。

他得着我的信，很高兴，即刻告假来大名，于是我们一个素人，一个黑人，（日本话，内行与外行也），合力计画起来。

第一次，我们想开卫河，引卫水横贯漳河故道，预定可灌田十五万顷，一面开一道支河至大名城下，使由大名可以上船，直抵河南辉县境，及通南北运河，以达杭州与天津。

这个计划太大了，一时行不通，但是第一部的大名水利计划书就此成立，留待后人采用了。

第二次，因我们舍弟“岑”他是有责任的，不能多留时日，于是请一工程师叫做“张平之”，他是中国河海工程学校卒业。经他测量后，又制成一个计划，就是利用漳河地势如同水塔，乃由蒲谭营地方开一个口，做几道闸，将漳河天然之厚堤掘开，也是横贯漳河故道，做成一条渠，由蒲谭营直抵义井铺，凡四十二里，一县中在漳河左岸之地都可灌溉了。由是我们又成了一部书，叫做“引漳灌田概要”。这一部书已见之实用，我卸了大名镇守使后三年，大名已为他人所治，老百姓很委婉的做了一个碑，纪念这一件事，一面须恭维眼前的当道，一面又须归功于我，及同我实做的大名县知事丁春膏，及出钱的旧直隶省长王承斌。他那篇文章中最重要之句，就是“去年天旱，全县歉收，而渠溉之地春苗青青可爱，一亩有一石或八斗收”云云（原文不必如此，当奉呈也）。并且名这个渠为“何公渠”。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第一次小小的成功。所谓“读书致用”了。

第二部书叫《广西军事地志》。这是前清宣统二年，我被派为“广西边防调查长”，带了“冷遹” (1882--1959，字御秋，江苏丹徒人,同盟会员,民主政治家,江苏省副省长)，“耿毅” （1886—1960，字鹤生，河北任县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同盟会员，广西辛亥革命领导人。河北省文史馆馆长）二个朋友，及书记测量生数人，遍历由粤至滇的广西边境后，经由安南到了云南，采集颇多的材料，回桂林做成的。当时不止二本，此是上半部，下半部系真正的地理志，因辛亥之乱失去，实在可惜。（下半部价值甚巨，因边防道路无一条不明白写实也。）

由这一部书上可以看出：（1）前清末季军事的实况，（2）当时人士之思想，（3）我民国以前制度及现在制度之因革利弊。

这实是一部不可多得之历史著作，因为从前的湘军记，读史兵略等文都不是实事求是，是另一个人为发扬他的文章做的，于实事相差甚远。这书是当时军事当道之我做的，自然的的确确货真价实了。

第三部书名《明良图谱》，乃是我认为有趣而抄的一部书。这一部书是大名一个旧家的，他的祖先为明李太守，于是为这太守绘一像，而配以明代开国以后君主及其所谓良臣者，内中最有趣的是每像有一赞，系明朝人自赞当代的所谓明君良臣者，见解当较切也。再则明太祖像有两个，又有方孝儒王阳明等像，均饶有兴趣。

我所抄所著的关于历史地理文学的书尚多，因年来丧乱，散失不少。诸公如是不弃，我当搜罗旧箧，一并取出，交与诸公审理，也可作此时代的一个分子的意见。

我想历史是活的，我最要的观念是不仅研究历史，是要将研究的结果见之实行，使之成功的。

话太长了，就此道别罢。

照俗例说一句：敬请著安！

弟何遂

一九二八，十二，廿一，象山港外

顾先生觉得这封信很有见地，可能还希望更多的人向中大捐赠图书，便把信登在中大的《学术通讯》上。三十年代，顾先生在燕京大学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禹贡》，撰写论文《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后又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培养历史地理学人才，可能何遂这本书对他有所启发。

民谣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在中大语史所发起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编辑《民俗》周刊，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1928年12月，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会员合影。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陈锡襄、庄泽宣、沈鹏飞、顾颉刚、刘万章、崔载阳、容肇祖、黄仲琴

语史所周刊编辑魏应麒主编了《福州歌谣甲集》，他在自序中写道：“这许是终身不会忘记的事吧！当月白风清之夜，三五孩童连臂踏歌于豆架瓜棚之下，阁阁的蛙声，唧唧的蛩声，各发出微妙的音调，相与酬答：夜色笼罩着大地，微风吹拂着衣襟，这时一切，一切都酥化了，不知天上，何有人间！然而，屈指算来，这已经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

他邀同乡何遂代校务为此书作序，序言曰：

我对于我的家乡——福州，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研究。我的福州话，是随着我的家族在舟车或者流寓别处学的。我两三岁即在四川；随后回过福州一次，是六岁至十岁。自此又过转徙的生活。十五岁至十六岁虽仍回来福州，但是在武备学堂读书，没有机会去同一般社会接触；所以叫我写福州的事情，或者是不甚正确的。我记得儿时由我母亲口授给我的歌，至今依然时时浮于我的脑里。有一首说：

真鸟仔（小麻雀也），

啄菠菠（菠菱菜也），

三岁孩儿催（能也）唱歌。

怀（不也）是罢奶（父母）架（教也）奴唱，

是奴腹老（肚里也）通窿哥（聪明之意）。

幼时情态活跃纸上，这是何等地天真烂漫呵！

又一首道：

真鸟仔，

啄瓦墘，

奴哥毛姆（毛，无也：姆，妻也。）三十年。

看见街中伏讨姆，

奴哥目滓（眼泪）挂目墘。

这一篇置之乐府中，良不多让！

又记有一首道：

月光光，

照地塘，

骑竹马，

过横塘（麒按福州有黄塘，洪塘而无横塘，疑传闻异辞）。

橫塘水深不得渡，

舟子撑船来接郎。

（麒按：这首是福州无人不知道的好歌，我所闻的是，“月光光，照地塘，王郎骑马过黄塘。黄塘水深不得渡，小妹撑船来接郎”。与此微有不同，恐系传闻异辞。又，仿佛闻故老说，这是戚继光破倭时所用的口号，未知是否？）

我以为这一首可以媲美《长干行》！

福州歌谣中像这样富有诗意的，却也不少！得魏君蒐集起来，使我与久不相接的家乡作快美的神会，真不觉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哩！

何遂一八，二，五于黄埔学海楼

一篇序言和一封信，何遂从少年到壮年的经历跃然纸上，作为军事教育家的黄埔军校代校务，他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如此丰富。他的文字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尊重，也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史识和史观，奠定了他与顾颉刚成为终身挚友、同道的基础。

1929年1月19日，顾颉刚与黄仲琴、容肇祖、商承祚、式湘相约同去何遂家看所藏古物。24日，顾颉刚又陪同何遂参观了中大天文台。（引自《顾颉刚日记》） 可惜这样的交往已近尾声，顾颉刚离穗赴京心意已决，2月14日给中大校长呈交了请假信，19日发表了《顾颉刚启事》。20日，何遂即邀一众好友，如辛亥元老叶夏声、文化名流蔡哲夫夫妇、欧阳予倩、叶迺奇等作陪，在太平馆为顾颉刚践行。22日，顾颉刚约了容肇祖、余永梁等到何遂家告别，并最后一次观看何遂家中所藏古物，“在叙父先生处见鸿沟砖（图案甚精）、华山庙瓦当（多作‘与华无极’，汉物也），及参观欧战纪念物品甚多，此君历史兴味甚不可及。”24日，顾颉刚离穗赴京。但是何遂践行诺言，对中大语史所、图书馆的捐赠仍在继续。

根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记载，1月21日“民俗学会收到黄埔军校代校长何遂先生赠下由北平带归之脸谱模型七十余种，光怪陆离，殊开眼界，理已陈列该室，任人参观。闻往阅者络绎不绝云。”

2月21日，黄埔军校代校长何叙甫先生将诸多物品寄藏于语史所，其中包括：明良真相一厚册，大名水利参考书十余册、图表十余幅，甲子军牍四册，丙寅军牍两册，以及何校长在欧洲观战时带回的一些物品等。其中《明良真相》载画像有“明太祖、成祖、宪宗、徐逵、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刘基、宋濂……等遗像20余幅，每幅之末均有像赞及小传，极可宝贵。”（《何叙甫先生寄藏研究所物件》，《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年2月22日，第2版，“校闻”）此后，何叙甫先生经常将其物品寄藏于语史所，包括其先人遗物，小李将军册卷七十余幅，孔雀花翎，以及“自己由总角至现在止经历的各种文件、照片等一百三十余种（如甲子军牍、丙寅军牍、欧洲观战记等）”。（《何遂先生寄藏研究所物件多种》，《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年3月22日，第1版，“校闻”）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等刊登何遂捐赠消息

何遂牢记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的嘱咐：努力攀登古文字学研究的高峰，在军务之余，仍钟情于古瓦当拓片的收集与研究，而且特别关注与广东相关的文物。他在广州收集到一些宝贵的西晋时期岭南的砖拓片，请顾先生和中大语史所的专家作鉴定，并郑重地盖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审定之章”，以权威机构之名，证明其真实性。因工作繁忙，何遂还特别聘请精于金石文字之学，博览古器，善于考订的邹寿祺先生，为自己蒐集并鉴定拓片。邹先生(1864—1940)，浙江海宁人，又名邹安，字景叔，别称广仓，适庐，双玉主人，室名朋寿堂、双玉玺斋。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近代书画家，金石学家。

何遂在军校任职期间收集的岭南瓦当。左图为“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砖拓片”，何遂作精辟鉴题；上图为“南越文字陶片拓片”，鉴定者和手拓者均为广州文化界名流；下图为“万岁”瓦拓片，盖有两枚鉴藏印：何遂(朱文)，玺斋收集南越文字(邹寿祺鉴藏印)(白文)

1928年，邹先生在为何遂搜集的大量拓片鉴定后题诗四首。他在“窾识”中说，“叙甫将军以其余力搜集瓦当，并编定《瓦当文存》。”他为《文存》题诗四首，因文档残缺，目前只余一首：“殷商卜骨安阳出，分类编排不厌精。惜未壶卢（同葫芦—引者注）依样画，终输此著譬棋枰。（近王、商二君有《殷契类篡》，已印行——邹先生注）”

被誉为甲骨文字研究第一人的王襄1920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字典《簠室殷契类篡》；1923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商承祚又出版一部甲骨文字典《殷虚文字类编》。鉴于此，邹先生有感而发：现在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字，已经被学者精心分类编排成字典，《文存》已经按照《说文解字》部首的次序，做了精细的编排，但可惜没有像王、商二位先生那样编著为字典，那还是像下棋一样差了一大步。有邹寿祺等几位金石大家的帮助和鼓励，顾颉刚等大专家的加持，终于在1932年，何遂完成了《古瓦当文存》的编撰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将“绘园系列”、文物古董、甲骨残片、砖画瓦当、文书善本、碑石拓本、古旧钱币，等等，先后在北平、上海展出，毁家纾难，将所得尽捐“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剩余物品及而后的收藏上万件尽捐给了博物馆、图书馆，为公众所用所观。

何遂还热心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他受聘担任中山大学语史所考古学会、民俗学会荣誉顾问，还提供所藏，支持广州市博物馆开馆首展。1928年，广州市决定筹办博物馆，馆址选在越秀山的镇海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维持明代的外观旧制，内部则改为钢筋水泥，5月5日动工，12月底建成。11月，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聘请顾颉刚等14位文化界名流为筹委会委员。顾先生在黄埔军校参观过何遂收藏的文物，知道它们的价值，建议博物馆举办何遂收藏文物的专题展，博物馆接受了这个建议。何遂非常高兴，精心挑选出身边最有价值的文物参展。

经过紧张筹备，博物馆决定第二年的大年初二，阳历2月11日举行开幕展。得知广州博物馆开幕的消息后，广州民众奔走相告，在新春佳节，踊跃参展。据当年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镇海楼开幕近三周，每天平均参观人数达六七万以上。看到这情景，顾先生和何遂都感到无比喜悦，真切地看到博物馆在启迪民智，提振人民精神文化和大众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博物馆开幕展上开设了何遂的绘园古物专题展，展品有秦汉瓦当43件、古陶器17件、汉唐宋俑7件、汉铜器14件、古币15件。展品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品，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2023年12月27日，何遂的孙子何迪、何代宁等访问了中山大学，希望能在中大图书馆看到爷爷捐赠寄存有百年历史的文献。遗憾的是目前仅发现了《甲子军牍》一套四卷本，记述了何遂在国民军时期的历史，成为他当年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文章《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有力的佐证，也为“他日若有编纂民国战史则斯牍固甲子一役之极可贵史料也。”（引自《甲子军牍》）这更坚定了我们将新发现的何遂的文献、旧照整理、奉献给公众使用的决心。

《甲子军牍》第一卷卷首语，由魏应麒题写

参考文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24～1934），龙文出版社，1990年影印；《广州民国日报》、《中大历史系史实编年》、《顾颉刚日记》及相关资料。

不是结尾的寄语

新近发现的何遂近百年前的珍贵旧照与文献，把它们编辑成册，请专家，组成编辑小组，杨浪、李学通、单补生、徐家宁、蒋铁鑫与我一起工作；堂弟何代宁贡献了文字和新的资料，在终稿时，还联系到谢洪，辨认出旧照中他的外公、第八路军副参谋长张文，并提供了报道毕业典礼的《广州民国日报》作为佐证；特别是年过八十、远在美国的小叔何仲山不仅共同撰写了第五章，而且对通篇内容及文字细读、推敲、把关；更有南京博物院周怀东、陆建芳对旧照的发现与整理；徐思彦、李欣荣始终如一的支持。终于在很紧张的时间表里，由杨浪和我主笔，编成了这本小册子：《何遂与黄埔军校》。它承载了我对爷爷深切地怀念，更承载着我们这些同伴们对历史的尊重。正如何遂致顾颉刚信中所言:“我想历史是活的，我最要的观念是不仅研究历史，是要将研究的结果见之实行，使之成功的。”

责编：中旗网张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