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民同志（1916.2一2014.11）

按党组织的安排，1940年11月初，我离开河南，准备到延安学习、工作。途中，经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西安办事处介绍、帮助，于12月间随董必武一行前往延安。

12月底，我们抵达延安，住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对于我们能否进到延安中央党校，必须经过中组部的严格审查和批准。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干部科科长是王鹤寿。

经过严格的审查后，1941年1月，我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之后，经党校再次审查，分配到该校第45班，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著作。一路同来延安的袁宝华、赵建心、苗宝泰等人，也分配到第45班。我和赵建心住一个窖洞，旁边就是中组部的窑洞。第45班也称为45支（部），因为那时党校党委还没有建立，全校各班党组织都是在总支领导下活动的。总支书记是梁湘（改革开放后任深圳特区第一任书记），支部书记是黄杰（徐向前的夫人）。当时党校共有学员1000多名，校长是邓发，教育长是刘芝明，党建教研室主任是刘晋。刘晋曾在我家乡河南叶县龙泉镇小学任过教，教过我，上学时有一首《小孩与麻雀》的歌儿，就是他教我唱的。我们相见非常高兴。他问了我一些叶县的情况，鼓励我在党校好好学习。

我入校后最难忘的是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运动展开之前，有一个充分准备阶段。这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多篇重要著作。自1941年起，党中央陆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及高级学习组决定。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我被调到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研究员，学习研究中国政治现状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问题。

1942年2月1日，延安中央党校开学。毛泽东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报告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任务、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随即，一场以中央党校为重点展开的全党著名的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毛泽东、任弼时、彭真共同商定的中央党校计划草案复印件（内有王泽民名字），由彭真起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党校过去规定的课程，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合并到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参加高级班学习组的干部）参加党校学习。为了领导好整风运动，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彭真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的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都分别到党校作了报告。

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不仅成为我党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基地，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而且在对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和贯彻文艺创作的“推陈出新”方针方面，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党校开学时只有一个部（后为党校一部），学员均是地委、旅以上干部和中共七大代表，黄火青为部主任（后改任秘书长），刘芝明为副主任（后改为副教务主任）。按新规定，党校一部分设正科和预科，经过入学考试，凡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都被编入预科学习文化。预科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几个支部。为了加强文化学习的管理，1942年秋在党校领导下成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经毛泽东、任弼时、彭真批准，姚仲明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和许诺、贺愚农、杨锐、彭三、王渊等十来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被分配到各个支部担任文化教员，讲授国文、算术、地理和历史等科目。当时，在那里学习文化的有曾传六、韩东山、贺炳炎、黄新远、刘俊秀、芦绍武，还有河南的王老汉、陕北的崔田夫和东北的李延禄等300余人。我一到任，副主任刘芝明就让我编写语文课本及世界史教材。

那时，党校图书馆的藏书、资料有限，编写教材遇到了困难。经考虑，我向原校长邓发作了汇报。邓发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性格开朗，也很诙谐，我们经常一起在延河边散步。他总是面对延河水，感慨地说：“延河啊延河，你是一条孕育爱情与生命的河哟！”他笑着悄声地说：“你注意到了吗？有不少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在这里相约散步、谈恋爱哩，好事呀、好事！”而每次见到我，他总爱开玩笑地称呼我“王三点儿”，而不叫我的名字。因为我在讲课时，总是习惯地操着河南家乡口音说，“第一点儿……，第二点儿……，第三点儿……”。久而久之，大家就都叫我“王三点儿”了。那天，邓发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好，好，你不用急，我来解决。”他热情地写了封信，得到了批准，以后我便可以到毛泽东图书资料组那里去借阅书籍和资料了，从而完成了编写教材的任务。我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不少世界名著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古籍。

为了抓紧时间多学习，我们这些教员很少参加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不久，彭真得知这一情况。一天晚饭后，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大会。彭真在会上说：“中央调你们到党校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你们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马列著作，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是为了读书而不注意参加文化体育活动，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学了一肚子的马列主义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和自己一起装到棺材里去了！”彭真要求大家，一定要在课余时间参加文娱、体育活动，他说：“花钱买棺材，不如花钱吃药；花钱吃药，不如花钱搞点文体活动。”在校领导的关怀下，我们加强了身体锻炼，为迎接整风后全面、系统地开展文化课作好了准备。

校领导对我们教职员工的关心，是多方面的。我曾听到这样一件事：党校小卖部在清点东西时，发现少了一支钢笔。“是谁拿走了？”“怎么会少了一支呢？”这在当时可不算件小事呀，大家都很紧张。很快，有关部门就将此事报告给了毛泽东主席。正在办公的毛主席听到报告，黙不作声。过了好一阵子，他放下手中的文件，缓缓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调对来报告的人说：“嗯，我们的干部好穷哇！”毛主席轻轻地叹了口气，眼圈也红了，接着说：“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再查下去了。请告诉他们，给干部们每人配发一支钢笔！”毛主席的话，充满了对干部的关爱。大家得知后，都被感动了。

1943年初，我调到了中央研究院工作。研究院的前身是中央马列学院，原院长为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随着前方干部被调回延安学习人数的增多，5月4日中央决定扩大党校范围，将原有部分组建成党校一部；在延安大学遗址建立了党校二部；我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党校合并成为党校三部，部主任是郭述申；在军事学院、民族学院遗址大砭沟建立了党校四部；陕甘宁边区党校改编为五部；后又从五部抽调部分干部、教员在延安南郊建立了六部。对来自四面八方需要学习文化的工农干部，加上原来在党校一部学习文化的学员全部集中到党校四部。党校文化教育委员会，改由齐燕铭负责。当时来三部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从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是当时就很有名望的文学家及文化工作干部，如丁玲、艾青、肖军、塞克、刘白羽、杨朔、于黑丁、马加、吴伯箫、周而复、白朗、方纪等；加之三部原有的不少文艺工作者，如欧阳山、草明、刘雪苇、郭小川、陈波儿、蔡天心、江帆等；还有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来自老区、白区乃至海外从事新闻、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正因为有着诸多文学家和学者，三部被大家称之为党的“文化人学府”。我与他们一起学习、探讨、研究，相处了整整一年，使自己得到不断提高，逐渐成长为中央党校的文化教育骨干。

1944年1月，各方学员大量涌进党校四部，原有的文化教员已不能满足需要，校方下决心从高级知识分子汇集的三部和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一批工作人员补充到四部。我被调到了四部做文化教育工作。四部学员级别基本与一部相同。刚成立时主任是张启龙，后来由张邦英接替，程世才为副主任。组教科长是徐立清，不久由廖汉生接替，以后是杨尚奎。我的直接领导人是姚仲明，他在四部担任文教主任兼秘书科长。

在党校整风的过程中，我们精读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联系实际，进行了自我检查；学习党的历史，并认真讨论了各个时期党的路线。当整风的紧张阶段过去进入学习路线和政策时，党校领导为体现大家的愿望，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娱活动。很快，整个党校活跃起来了，整个延安地区热闹起来了。党校一部、三部和归党校领导的评剧院，经常锣鼓喧天地跳秧歌舞，排练各种新节目。鲁迅艺术学院和陕甘宁边区的其他文艺单位，也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文艺活动。整个延安在整风后期，出现了充满革命朝气的红火局面。

记得党校一部、三部在排演杨绍萱编写的《逼上梁山》时，教务副主任刘芝明亲自主持，由齐燕铭等对剧本进行加工。《逼上梁山》正式演出后，振奋了观众，也轰动了延安。1月9日，毛泽东主席看了演出后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高度评价他们的演出为“旧剧开了新生面”，“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在毛主席的鼓励和关怀下，党校的评剧院又编排了大型京剧《三打祝家庄》。三部还演出了《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受到了群众的热情赞扬。那段时期里，我们党校干部高兴地看到了鲁艺编排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大型歌剧《白毛女》，陕甘宁边区秦腔剧团编排的《血泪仇》等。真是一时间新内容、新观点的文艺作品有如雨后春笋，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四部的教职人员，公推姚仲明赶写话剧剧本。草稿拿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校领导也给予了支持，不仅委托在党校一部学习的罗瑞卿、孔原、朱瑞等给予指教，还派了三部的几位同志来大力帮助。如陈波儿和塞克为导演这部戏，搬到我们四部住了一段时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时看了这部剧，之后又接着看了该剧的总结文章，并提笔给姚仲明、陈波儿写了一封信：“仲明、波儿两同志：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已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在你们付印前，得到一读的机会。可否？望告，专此，致以敬礼”。周恩来还约请他俩到自己的住处，当面谈了体会和意见。丁玲为改好这个剧本，多次从一部到四部参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四部终于演出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尔后，党校四部与二部合作，共同演出了由李伯钊编写的一部话剧。总之，延安党校的工作、生活，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这几年，是我投身革命以来重要的时期之一。它使我丰富了马克斯主义的基本知识，增强了党性，开阔了政治视野，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功底，受益匪浅、终生维忘！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河南大部分地区沦入敌手。我的家乡叶县在这年6月被日军占领。10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和河南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为加强对河南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在延安建立了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戴季英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任军区和人民抗日军司令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1月，王、戴率南下部队和干部队先后从延安出发向河南挺进，以建立和巩固河南抗日根据地。

得知消息，我不顾刘芝明、齐燕铭、杨尚奎等领导的相劝，再三要求随部队到敌占区去，得到了校方批准。

11月7日，我离开了中央党校，随河南豫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子久、韩钧（后任豫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太行、太岳解放区，突破敌伪重重封锁线，于1945年1月初由山西省垣曲以东的马蹄峡渡过黄河，顺利到达豫西宜阳、洛宁地区。按照上级指示，我随即投入到抗击日军侵略者的战斗中。

（我的父亲王泽民，1933年投身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河南省叶县县委书记。1940年11月初，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经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西安办事处介绍，于12月间随董必武一行前往延安。

父亲生前常说：“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几年，是我投身革命以来重要的时期之一。他使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增强了党性，开阔了政治视野，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功底，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将父亲生前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发表，以飨读者。

——王红云）

延安时期，王泽民与黄火青、王从吾、王鹤寿、王甫在一起工作。图为建国后工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