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眼中刘亚楼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反而是一个有主见、有胆识、敢于坚持真理的将军，在解放天津的时候，他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了中央军委的作战方案，在筹建空军的时候，也曾经修改了中央的方案，在后来还惹得毛泽东不快，不得不找人说和。

刘亚楼生于1910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优秀的指战员，参加中央的历次反“围剿”，长征中率军突破了四道防线、强渡乌江、攻占泸定桥等战役，1939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解放战争时期，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并且兼任航空学校校长，参与了四保临江战役，194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参与组织了辽沈战役。

第一次修改中央方案

1948年12月，刘亚楼随着东野紧急入关，将傅作义的60万军队分割包围在了北平和天津。中央军委下达了“掐头去尾，先拿下塘沽后取中间，逐个歼灭”的作战命令。

部队在进攻塘沽的时候却遭到了挫折。

塘沽是位于渤海湾西侧，距离天津大约45千米的重要港口，也是国民党部队出海外逃的唯一通道。傅作义将塘沽和天津划做一个防区，副司令是陈长捷。

陈长捷担心将来自己丢失天津遭到责罚，就借故待在了塘沽不回去了，他还利用塘沽的特殊地形在塘沽一带组建了非常严密的防御阵地。

此时的“东野”首长们却在为如何打下塘沽而发愁。中央军委的命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而且命令要求快。但是负责进攻塘沽的指战员们却报告说是塘沽地区水网密布，兵力难以展开，要求推迟作战时间。

中央的命令跟实际情况发生了巨大差异，林彪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感觉非常困难，于是开始了通宵达旦的研究，讨论来讨论去，几个人也没有商量出一个确实可行的方案来，无奈之下，林彪对罗荣桓和刘亚楼说道：“塘沽和天津两地之间的敌人，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彻底歼灭是不大现实的，这是不允许含糊的，推迟攻击时间，军委不一定同意，就是同意了，可是塘沽的地形也没有发生改变，还会面临现在的问题，还是很难把敌人全部歼灭的！”

罗荣桓点点头：“是啊！打塘沽是我们入关后的第一个大仗，如果打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战役的后续发展。”

刘亚楼考虑了一会儿，提议道：“看来，应该去一趟塘沽前线看看地形了，与邓华等同志进一步研究一下用什么办法打好这一仗。”

林彪和罗荣桓都同意了刘亚楼的建议。刘亚楼一听马上就要走，但是罗荣桓却说天还未亮，又下大雪，根本找不到路，怎么走？让刘亚楼抓紧时间打个盹，等天亮了再动身。

天一亮，刘亚楼就向着前线出发了，一到前线，他立马召开会议，听取前线指挥员们关于塘沽的敌情、地形的汇报，以及攻打塘沽的得失利弊分析。

邓华面对地图，向刘亚楼介绍了攻打塘沽的情况和难处，讲明部队攻击的代价非常大。

刘亚楼：“你们试着进攻的情况怎么样？”

吴富善：“我们用少量部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第 20 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 700 余人，自己伤亡 400 多人。我们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攻击。这样的地形实在难打，正如一些干部战士说的：‘不怕敌人多，不怕敌人硬，就怕有劲使不上’。”

刘亚楼：“9 纵在大沽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邓华：“昨天，我们和 2 纵刘震司令员、9 纵詹才芳司令员会了面，一起勘察了地形，作了分析。詹才芳同志说，他们趁海水退潮后筑了一些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前天，他们 75 团向大沽守敌试着攻击，由于敌人火力非常密集，又遭海上敌人舰炮拦阻轰击，加之部队没有任何工事屏障，无法接近敌人，两次突击均未成功，伤亡也较大。”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呢？”刘亚楼接着问道。

吴富善：“我们反复研究，一致认为，打塘沽不能匆忙，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所以，向东野总部报告，请求推迟攻击时间。”

刘亚楼听了邓华等人的汇报之后，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几人商量了一下午也没有商量出确实可惜的方案，晚上开会的时候，刘亚楼首先说道：“下午听了你们的介绍并看了地形，心里有一些底了。军委要我们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平津守敌从海上逃跑；二是歼灭小的，孤立大的，做出个样子，迫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但是，现在看来，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用 3 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不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指挥部已搬上军舰，我们不能对敌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但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费力费时，将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大家商量了一阵之后，决定给林彪发电报，详细介绍塘沽的情况，并且提出了先打天津不先打塘沽的建议。

林彪接到刘亚楼的电报之后，并没有立马向中央发电报请示，而是打算等刘亚楼回来之后再面谈。

刘亚楼回来之后，详细向林彪介绍了塘沽的敌情分析和建议，以及放弃先攻打塘沽而是先攻取天津的理由。林彪沉默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向中央军委发报，说明了塘沽附近的地形特点，提出了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先取天津的设想。

刘亚楼用《拟以5个纵队夺取天津致中央军委电》为题向中央军委请示，详细地向中央介绍了塘沽一带的地形和敌人守备情况后建议：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电报发出去了，刘亚楼却并不轻松，心里总是担心中央会批评自己，或者拒绝自己的建议，心里总是惴惴不安。

不过令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中央并没有批评他反而同意了他的计划。

1948年12月27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回复：“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

“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

29日，毛泽东更是明确地回复：“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林彪和刘亚楼这才放下了心中的石头，将作战计划改为先进攻天津，并且任命刘亚楼为天津前线总指挥。

1949年1月14日，刘亚楼指挥部队开始了解放天津的战役，前后共计29个小时，东野顺利拿下了天津城。

就在刘亚楼顺利拿下了天津之前，有关于他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已经在中央开始酝酿了。

再次修改中央方案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一九四九及一九五零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刘亚楼从中看到了空军的重要性，也深知自己身为航校校长的责任，为此做出了非常多的工作。

在渡江战役之前，刘亚楼曾经建议：我军应该可以组建一支飞行部队参战，为渡江战役做出贡献。

这个计划制定出来之后，刘亚楼上报“东野”首长之后，上报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听取了这个计划之后，称赞刘亚楼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并且提出了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训航空人员，为创建空军做准备，应该成立一个全军航空机构。

3月1日，中央军委成立军委航空局。

中央认为，解放台湾和海南岛需要费很大的利器，需要空军、海军的支持，但是现有的空军难以担当如此重任，因此需要加快成立空军的步伐。

1949年5月，毛泽东调刘亚楼回北京会谈，商谈空军建设。

1949年7月11日，周恩来召见刘亚楼就正式建立空军进行了交谈，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和率领机关组成的方案。

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7.26日的时候收到了中央发来的援助电报：

(1)向苏联订购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炸弹;

2)请苏联航空学院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其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如便，请续办3年。如果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动身出国，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责偿还;

3)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5人，于9月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部及航空学校工作等。

这就是组建中国人民空军的“7.26”方案。

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方的请求，同时说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设在中国。

刘亚楼接到命令之后一直在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当他看到了这份“7.26方案”之后，感觉明显有些不妥当的地方需要修改。于是就找到了王弼、吕黎平，将自己的问题提了出来，两人也觉得这个方案有问题，就决定向中央提意见。

7月31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奉命前往中南海面见毛主席。

一进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就起来和他们握手。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道：“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习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选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

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个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吧!”

毛泽东知道刘亚楼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干部，他非常有主见、胆识，敢于坚持真理，就对他说：“中央建设空军的方针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

听到毛泽东的问话，刘亚楼就提出了他深思熟虑的6条意见：

(1)到台湾的国民党空军现有兵カ4.5万人，飞机330余架，其中战机130余架，轰炸机近70架，侦察机近20架。这是我们将来渡海作战的空中作战对象;

(2)我们现在的主要家底:飞行员202人，领航员30人，机务人员2373人，工程师3人，技师97人，其他保摩人员103人;现有战斗机43架，可参战的只有20余架，有轰炸机12架，可参战的7架;

(3)渡海作战、解放台湾，需要建立一支由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作战部队;

(4)中央提出的请苏联训练飞行员1200名、机械员500名的比例不切实际，应是飞行人员少，地勤人员多，比例1:2较为合适;

(5)一名飞行员要飞150-200小时才可达到作战水平，一个航校能训练60名飞行员。因此，除现有1所航校外，还要组建6所新航校，速成训练时间10个月到1年，东北、华北地区机场多，交通方便，开办航校有利于速成训练

(6)应从陆军中选调政治条件好、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壮的连排党员干部到航校学习飞行。

毛泽东听懂了刘亚楼的弦外之音，温和地问道：“你们是不是觉得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又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

“主席，您说得完全正确。”刘亚楼笑了。

毛泽东思考片刻，说道：“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修正了中央7月26日提出的方案中的一些问题，我看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正式方案，同苏联具体谈。”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之后，又提出了两个方针：

第一个是以一年为期，建立一支歼击、轰炸机部队，协助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第二个则是，国内经济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要求刘亚楼等人前往苏联请专家、买飞机、购买器材都要精打细算……

刘亚楼当机立断，表示：“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到了莫斯科之后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和中央汇报。”

当年的8月12日，刘亚楼一行抵达了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住处，向刘少奇汇报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

刘少奇第二天就带着他们参加了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介绍了刘亚楼将要出任中国空军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我已经得到斯大林大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说说建军的方案。”

刘亚楼详细向苏联介绍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与方案。

苏联方面同意了刘亚楼的建议说：“听了中国同志谈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我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了把援助计划搞得具体细致，我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详细的会谈草签协议后，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尊敬的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安排有何意见?”

刘少奇：“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的座谈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后来，刘亚楼又与维尔希宁空军元帅谈了3次，最后达成了包括出售飞机和创办6所航校的一系列协议。

10月18日，回到北京的刘亚楼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此次出访苏联的过程以及接下来的各项计划安排。

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毛泽东则特地嘱托：“空军的基础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就是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刘亚楼筹办空军，多次找毛泽东帮忙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10月30日，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决定将6个军校，分别设在了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南苑。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后来，航校缺乏合适的政治委员人选，刘亚楼向中央军委请求帮助，从陆军调6名优秀的政工干部到航校任职。

毛泽东接到报告之后批示：“这些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合适的人来担任。”他还要求各个野战军提供三倍的名单供军委选择。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在军队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后来航校没有政治理论教员，刘亚楼再一次向毛泽东请求帮助，建议从北京各个学校调18到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

毛泽东接到刘亚楼的求助信之后，第二天就批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三人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到批示之后非常吃惊，问刘亚楼：“怎么这个事情也惊动到主席那里去了？”

刘亚楼则是开玩笑地回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不了嘛！”

在刘亚楼的努力下，6所航校办了起来，他还陪同朱德与聂荣臻参加了航校的开学典礼。

但是在学校开学之后，航校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航校由于缺乏俄文翻译，导致苏联专家讲课，学员们无法听懂，刘亚楼就在全国各地物色了一批翻译人才，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补充到了航校当中。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各个部门的俄语翻译们只能改行或者专业。刘亚楼却爱惜人才，专门要求：“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

刘亚楼的这种做法却让毛主席有些不高兴了，有一次，毛泽东问起刘亚楼这件事。刘亚楼申辩道：“我这是坚持科学。”

毛泽东听后不高兴了，说道：“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的副主任嘛。”

这次见面两人不欢而散，是航校建立以来，少有的不高兴。

此后好几个月，毛泽东都不理刘亚楼，刘亚楼无奈之下，只能请周恩来、罗荣桓和罗瑞卿等人通融，两人的关系才缓和了下来。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的刘亚楼突感身体不适，回国检查后，被认为是肝癌。病情上报中央和军委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震惊，立即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去治疗，要全力以赴治疗。”周恩来还特别指示：“暂时不要将刘亚楼同志的病情向外透露，对家属尤其保密。”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给刘亚楼的回信中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经批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然而，刘亚楼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一直在忙于工作中，直到1965年3月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他还一直在忙着工作。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和杨成武代表中央、军委来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含笑说：“请中央首长保重……”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