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海南—— 一个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上）

作者：韩卫平

开国上将韩先楚

【文摘】如果当我们翻阅历史，发现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之中，总有一个人用他自己的担当与努力，一次又一次地改写历史的时候……，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军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在历史上屡屡以自己的努力改写历史的人。他的名字叫韩先楚。

《孙子兵法》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所说的兵，是指战争。

关于战争的定义，在西方的《孙子兵法》，也就是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的形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

生命永远是最宝贵的，流血是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但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战争与和平就永远是如影随形的一对孪生兄弟。战争的间隙就是和平，和平的路上就是战争，因此要想得到和平，必先赢得战争，所以才有了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中华民族的和平盛世，也正迎来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和平，而一个民族赢得和平的前提，是在她的身后，必须站立着一支强大的军队。

组成这支军队的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被称为“军人”，而军人之于国家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海南岛，亚龙湾，阳光，大海，沙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当下的海南，正朝着国际旅游岛的目标大步迈进。同时，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建设，中国航母编队在南海的训练和驻泊，都让人感到海南真是祖国的宝岛，对于国家，她是我们的战略前出基地，对于人民，她是我们旅游生活中最靓丽的风景！

可是，如果没有在 65 年前一个军人的坚持与决断，我们极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宝岛，而海南，对于我们而言，最后可能的定义是“另一个台湾”。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却不能没有对“如果”的反思，认真地反思后，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当他们被命运推到历史的转折点上时，他们总是能以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判断做出应有的担当。从而就此创造历史新的进程。这，常常是历史一次又一次惊人的重复。所以，才有了原来我们一直争论的那个话题。究竟是时势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改变了时势。可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历史剧的“剧中人”。换句话说，在历史一幕幕的转折大剧中，总有一两个人是这场大剧的主要演员，可有意思的是，谁是主演并不取决于他们职位的高低或出场次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了什么。这样的人并不多，但他们的历史贡献不仅对现在的生活，甚至都影响到了我们中华民族多少代的未来，对于这样的人，历史不曾忘记，我们更不应忘怀。

可是，如果当我们翻阅历史，发现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之中，总有一个人用他自己的担当与努力，一次又一次地改写历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人，甚至可以把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研究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军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在历史上屡屡以自己的努力改写历史的人。他的名字叫韩先楚。

让我们的目光再回到海南岛，回到那个让人倍感纠结，倍感煎熬的 65 年前。

1949 年 12 月 18 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明亮的大厅，第四野战军关于进军海南岛的作战计划，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在第一时间就仔细阅读了这份作战计划，因为解放海南岛，是这位最高统帅在这一时期最大目标之一。可是，这位一向果断的统帅却将这场绝对必打的作战计划压了整整 12 天，12 天！要知道，毛泽东考虑是否出兵朝鲜，这样的极其重大的决策也不过是几天不睡，那么为什么考虑打海南岛要用整整 12 天的时间呢？那是因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极其沉重的地名——金门。

就在一个多月前，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叶飞部，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进攻金门，结果是四个字“全军覆没”。金门之役也就成了我军最沉重的一段回忆，金门战役，解放军伤亡9000人（不包括被俘人员），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被这样成建制地消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两栖登陆作战，本来就是战争的各种作战形式中最为复杂最为凶险的一种。

要不然，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一群盟军最有才华的将领，也不会为了一次诺曼底登陆如此煞费苦心，机关算尽；要不然，一路采取越岛战术，一路打来的麦克阿瑟也没有资格作为盟军最高代表在日军的投降书上签字；要不然，时至今日，海军陆战队仍然是平等与陆海空三军的美国四大军种之一，而且一切美军驻外大使馆的保卫工作都有堪称军中精锐的海军陆战军来执行！

当然两栖登陆作战这种困难，如果放到 65 年前那就要加上一个“更”字，因为众所周知，那时的人民军队，没有海军，空军也刚组建，而制海权和制空权，恰恰是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的绝对前提。是后现代工业文明与原始作战方式的一次激烈碰撞。输赢，好像是不用费什么语言便可明白了当的事。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这位处事果断的最高统帅，经过长达十二天慎重的考虑，到了 12 月 30 日，终于作出了《关于如何做好渡海作战的指示》。正式成立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统一领导下，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领导成员有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
命令下达了，组织成立了，可问题却来了。
在我们以往看到的战争纪录片中，我们看到的常常是这样三种景象：高级将领的英明决策，基层将官积极请战，士兵们奋勇向前。杀敌口号响彻云霄。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这支军队确实是在这三个条件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可是这次在中国大陆的天涯海角——雷州半岛的徐闻所进行的这场战役，却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情形。
要知道，在这场战役进行的 1950 年的上半年，绝对没有人能想到我们这支军队，还要进行一场一直打到 1953 年的朝鲜战争。因此，在所有人看来，解放海南就是“最后一仗”，但同时又是最难的一仗。从正常人的心理而言，革命一辈子了，眼看着胜利就要来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牺牲，要知道，也就在40 军和 43 军这两支源于四野 3 纵和 6 纵的两支部队在雷州半岛练兵的时候，四野其他纵队的全体首长们正在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为此，刚刚抵达雷州半岛时，40 军的战士们听到了金门之役的失利，就议论纷纷：“革了一辈子命，终于要把自己革到海底了。”“四野其他部队都休整了，最后一仗死在海里真冤。”甚至吃饭的时候，有的士兵对着鱼还说：“今天我吃鱼，明天鱼吃我。”对于韩先楚这位被人们称为“好战分子”的老上级，战士们也多有怨言:“跟着好战分子就是这个结局，好好回去当兵团的司令不就得了，非得兼任 40 军军长，不然的话也不会派 40 军了。”

士兵的情况如此，干部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看过《亮剑》的观众都会记得，在解放战争打到后期，在主人公李云龙在野战医院养伤时，我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开始纷纷琢磨着如何要娶老婆，甚至是换老婆。这是历史上的事实，毕竟艰苦革命了半辈子了，眼看着革命胜利，赶紧安排一下下半辈子的生活也是人之常情。

士兵和前线将官如此，那高层决策呢？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保守”或者“犹豫彷徨”，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先看两个数据:

<一> 金门岛距大陆的最短距离是 2.3KM。而琼州海峡最窄处的直线距离也有 18KM，更何况海情要复杂得多。

<二> 对金门，我们的火炮甚至能打得到滩头阵地，而对于海南岛，那可是无能为力了。一句话，随着距离的增加，两栖登陆作战的难度也要乘以倍数的。

再看对手，当时在叶飞对面的，是国民党军中，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李良荣，此君虽也毕业于黄埔，可是自毕业后没几年，就由于政见不合靠边站了，并未指挥过像样的战役。老奸巨猾的胡琏则是在战斗之中才登岛的。海南岛的守将是被称为“老虎仔”的薛岳，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上，薛岳是一个极其辉煌的名字，绰号长沙之虎。想当年，他三守长沙，共歼灭日军十万有余，绝对是国民党的将领中最能打的虎将之一。薛岳字伯陵，而毛泽东曾寄语海南岛将领这样一句话：遇伯陵必持重！

此时的薛伯陵正雄心勃勃想一洗前耻，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他曾兵败鲁南，名声扫地。现在蒋介石将镇守海南岛的重任交给了他，这样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薛岳必须牢牢抓住。蒋介石同时交给他的，还有十万兵力，40 多架飞机，50 余艘舰艇，利用这些优势兵力，薛岳精心构筑了一道海陆空立体阵线，名字就叫“伯陵阵线”。也正是为了对付薛伯陵这个老虎仔，林彪才派出了自己的旋风纵队和虎将韩先楚。但是我们这些陆上猛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中最基本的常识：海上无船不算兵。

与现在的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当时丢失了大陆的蒋介石在 1950 年并未惊慌失措，而是一心一意想反攻大陆，而反攻大陆最重要的跳板之一就是海南岛，这是中国的第二大岛，琼州海峡是中国的三大海峡之一，水流很急，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而当时对于解放军的装备情况，蒋介石心里更是如明镜一般，空军刚刚成立，海军根本没有，舰艇基本为零。没有船，再多人也是没用。在战前，蒋介石曾对前来汇报战备情况的薛岳详细询问了解放军在徐闻的战备情况，薛岳汇报说他们在搞什么水上练兵，沙滩练兵，船上练兵，名堂多极了！蒋介石问：“你有没有他们的海军空军的情报？”“没有”薛岳回答“没有海空军，他们如何突破你的伯陵防线？？”蒋介石加重语气地说：“他们那不叫练兵，是胡闹！”

海上无船不算兵，这个在金门之役中用九千多条鲜活生命换来教训，蒋介石知道，毛泽东也知道，十五兵团的兵团首长也知道，对此，当时任 十五兵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杨迪曾著有《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在书中，关于这一段高层决策的过程有这样一段记述：

“兵团 1950 年 1 月 5 日上报的电报内容大意是：我们已令 2 个军加紧准备，力争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即旧历年前（2 月 17 日）完成渡海作战准备。但是，我们也充分认识到，渡海作战面临的都是新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最大的困难是在一个月内搞不到大批的渡海船只和船工、舵手，北方籍的干部战士不习惯乘船，还要训练，这些困难，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解决。加之海南岛上国民党防御军队，有空军、海军封锁琼州海峡，对海南岛形成了陆海空立体防御。为确保渡海登陆作战成功，第一次必须使用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按每只船乘坐 30 人计算，需要 1000 多艘木帆船，而且必须将一部分木帆船改装成机器帆船，同时，还必须征集大批舵手，船工，并与部队一同进行训练，亦需要较长时间。根据以上情况，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

四野首长收到十五兵团邓、赖、洪 1 月 5 日电报后，于 1 月 6 日将这份电报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林彪在电报中说：“我们对渡海作战亦无经验与体会，尚无确定意见。”

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莫斯科，于 1950 年 1 月 10 日致电中央转林彪。毛泽东在电报中写到：“一月元旦及转来邓、赖、洪 1 月 5 日电均悉，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十五兵团于 1 月 12 日收到四野总部转来毛泽东主席 1 月 10 日的复电，林彪、邓子恢等人于 1 月 11 日致邓、赖、洪的电报，决定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几个月，并令十五兵团及 2 个军认真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令，研究制定渡海作战方针和部署，充分作好战役准备工作。

收到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报后，邓、赖、洪三位首长高兴坏了。

邓华司令说：“这下就好了，我们的意见被毛主席和四野首长接受了，旧历年前不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我们的准备时间就充足了。

正是根据这样一个总的战役指导原则，1950 年 2 月 1 日到 2 日，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有叶剑英参加的广州会议，40 军、43 军和琼崖纵队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指着作战地图说：“毛主席在莫斯科访问十分繁忙，但对海南岛的作战仍十分关注，20 多天连发三封电报，很多具体问题都考虑到了，我们一定要充分准备，打好这一仗。

接着，叶剑英请刚从海南岛渡海过来的符振中，介绍了海南岛敌我情势。

会议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渡海工具。有人主张到港澳买登陆艇，有人提议将帆船都改装成机帆船，有人坚持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

韩先楚很长时间没有发言。一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对渡海作战虽然有了基本的路数，但还缺乏实践检测，还达不到胸有成竹。二是他的一些想法与毛泽东的指示不吻合，这就更使他不能不出言谨慎。而定下“谷雨”前大规模登陆的决心尚未成熟，一个军人在定下决心的过程是极度疲劳而痛苦的，要考虑的方面太多，是个主题的系统工程……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讲过：“假如让我考选将军的话，对于能够把敌人行动判断的清清楚楚的人，我会把他列为第一名，而深通理论战略的却要摆在次一等，因为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而实际运用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

港澳当局是倾向国民党的，会卖你登陆艇，让你去打他们的盟友？改装机帆船是必要的，但能改装多少？这都是韩先楚反复思考的。毛泽东 1 月 10 日来电报指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在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显然，毛泽东对到底能改装多少机帆船，也是心存疑虑。大马力的发动机数量有限，能占渡海作战船只的 1/5，就算顶天了。那就只有依靠帆船了，帆船就得依靠北风，而北风东北风只有清明、谷雨季节才有，过了谷雨就刮南风了。

当符振中讲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建议先进行小部队偷渡时，韩先楚倒是非常赞同，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岛上力量对比，增强接应大军登陆的力量，还能取得渡海作战的经验，提高部队渡海作战的信心。

在十五兵团作战会议上，这位惟一一直在第一线操劳、运筹的兵团级指挥员韩先楚，要求在大举登陆作战时，率领指挥，并指出：毛主席说，金门战役，第十兵团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各自为战，并要求我们要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由我带人上去吧。叶剑英同意了，这也成了在当天所有的会议议题中，唯一一个没有争议，且也无人争议的议题！

会议确定“首先采取以夜间分批小部队偷渡，加强琼纵军事力量，改变岛上敌我形势，再配合我大军强行登陆，为我对海南岛的作战方针”。但在渡海工具上，决定积极购买登陆艇，改装机帆船，并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 6 月份。

从广州会议回来的韩先楚，自离开会场就陷入了沉思，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对周边发生的一切全无反应，根据驾驶员的回忆，在回来的路上：有一次吉普车向左急转，韩先楚的头重重地磕到车门上，他居然毫无反应！为什么？这位战将究竟在担心什么？

他，在担心一个日子的来临——1950 年 4 月 20 日，农历的谷雨。

他知道，一切军事准备，一切战前决策都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过谷雨！

过了谷雨，又会怎样？

我军的大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有一句名言叫做：“五行不定，输的干干净净。”所谓五行，刘帅是指“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为了摸清五行，刘帅要求：“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把侦查勤务当做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侦查是战斗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没有侦查，或侦查不详，就像狗带砂锅乱碰一阵。”

而侦查与决断关系，毛泽东主席有一段极精彩的论述：“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自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必要的侦察和对于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项战略，战役，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在韩先楚的手下，从东北一直跟到海南，有几个人从来未变过，其中就有侦查科长--郑需凡，“找郑需凡来”也成了韩先楚在战争年代所说得最多的话。这位侦查科长对于这位老上级的脾气和要求早已“侦察”得一清二楚，每次侦察，从不放过任何细节，细微考虑到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自来徐闻之后，整个雷州半岛周边小镇的关于气象，海情，海战的所有资料，连清朝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都被他买回来了，因为两栖登陆作战，其实最重要的是靠海和靠天打仗，最最需要摸清的，是老天爷和龙王爷的脾气，这两个爷的脾气如果摸不清楚，再多人再多枪也派不上用场。而郑需凡之于韩先楚只有四个字，得心应手。

还记得那部记录诺曼底登陆的影片《最长的一日》吗？其中影片的最高潮和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并非是千船进发那一刻的痛快淋漓，而是面对可能有变化的气象情报，艾森豪威尔做出艰难选择的沉重。之所以会这样沉重，那就是因为登陆作战中天气、风向、潮汐、海浪这四个要素对作战成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金门之役，我们不是败于对手，而是败于自己！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来到雷州半岛的这些日子里，郑需凡陪着韩先楚去走访渔民，船工，下了一番苦功夫，实功夫，基本摸清了这片海的脾气，两个人也迅速地成了半个航海专家。这两个专家最后得到了一个一致的意见——打海南，必须在谷雨前！有风走一天，无风走一年，这是琼州海峡两岸渔民对于这一海峡的一直判断，而要从琼州海峡南下，如果要乘木帆船，就必须借助季候北风，而按照这里的气候规律，一是 4 月 20 日谷雨过后，北风一停，就要等到冬天北风再起，也就是说要等上一年了！所以，韩先楚认定 1950 年海南岛之战，要么在谷雨前，要么再等一年，并不存在多一日或少一日的时间刻度。那么，为什么必须依靠木帆船呢？对此，韩先楚在后来的自传中是这样写的：

我对上级解放海南的计划：半年准备，以登陆舰为主，当时因无经验，也没提出什么意见。但我认为夜长梦多，时间拖了，恐怕对我不利，同时我们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许多登陆艇，即使有许多登陆艇也会有很多新的困难，因此我们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过年不放假，并积极打周边的小岛，搜集了大批帆船，还拆用了自己汽车的机器，装置土炮艇来对付敌人的军舰。”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广州会议后，韩先楚干了四件大事，一是大胆决定暂不向师以下传达推迟到六月份的登陆计划，仍按照三月底完成战役准备的计划来进行；二是按照广州会议精神积极组织小规模偷渡；三是用最大力度收集木船，学习水战，落实兵团“把陆军练成海军陆战队”的号召；第四，也是最难的，那就是积极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力图说服上级同意在 1950 年的谷雨前大规模登陆海南。

不依靠登陆艇，就要靠机帆船，但前提是还需要有船，为此，韩先楚他们可以说是煞费苦心，除了广泛动员民船外，还四处打探哪里还有船。

根据情报，在涠洲岛守军只有六百人，并有被敌劫去的 300 多只大船。3 月5 日，在副军长解方亲自率领下，立即组织夺船战斗，一举攻占涠洲岛。这样，连夺带征集，到渡海作战时，40 军已有 1000 多条大船，动员船工 1400 多人，不但保证了 40 军主力渡海作战，还接应了 43 军的后续部队。而此前由于准备工作抓得紧、做得好，两次偷渡都先于 43 军。

在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解方，又名解沛然，他 1908 年生，吉林东丰县人，1927 年至 1930 年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中国在东北军领袖张学良身边任亲信随从。由于精明、能干，颇受赏识。为实现反蒋抗日的爱国愿望，毅然于 1936 年加人中共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屡建殊勋。

抗战胜利后，解方从延安调任东北民主联军，在总部当副参谋长，他多谋善断，积极献计献策，抓司令部的日常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并身体力行，使之成为首长下决心、定计划，实施指挥的可靠助手。

1948 年冬季，四野主力人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组织平津战役,四野第一兵团改番号为第十二兵团，解方任参谋长。不久,中央决定以十二兵团为基础组建海军。解方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渴望率兵打仗再建新功。因此，他向野司请求下部队，与兵团副司令韩先楚一起来到 40 军。韩兼军长，解兼副军长。

韩和解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家庭、出身、学历，但他们却能够心有灵犀的密切配合，韩多次感慨的讲：“解方确实是难得的人才,在解放海南岛战役及至后来的抗美援

朝中，解方的军政、外交才干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对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还成立了改装机帆船的工厂，把美制 10 轮卡车发动机拆下来，装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从地方招募一些技术人员，还在部队发现许多人才。参军前当过木匠、铁匠的不用说了，还有汽车司机、旋床工人，甚至有开过轮船的。一个军 5 万人，也是藏龙卧虎，什么角色都有，就看你有无眼力，能否发现。思想的轮子在炮火、硝烟中飞旋„„

第一只机帆船改装好后，韩先楚亲自登船，在港内外检验技术性能。韩先楚总觉得就那么把火炮运过海去，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应该让它们在海上就发挥威力。军炮兵主任黄宇，修械所长全云白，在解方的具体指导下反复试验，终于成功，把野炮、山炮、战防炮、机关炮都装上去了。这支由各种炮组成的 15 艘炮艇大队，在攻占涠洲岛和掩护渡海作战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海滩上，荡秋千，走浪桥，转“迷罗”，用竹子捆扎救生圈。海里，练游泳，练射击，练登陆，练划桨摇橹，练堵漏，练水中自救、互救。白天练，晚上练，歇人不歇船。练单兵动作，练单船动作，先近航，后远航，先单船，后多船。海上联络和各种情况如何处置，如遇敌舰、空袭，或是掉队、触礁等等。土炮艇大队练习如何护航，攻击敌舰，特别强调近战。

练来练去还真的练出了门道，352 团 1 营 1 连士兵吴志诚，无论风浪多大，总趴在船头盯着海浪。一个浪过去了，后面海浪又涌上来，船头把波浪劈开，浪花顺着船底两侧滚过去。就在这时，他感到船身能稳定一会儿，一般能数六个数。

用这个时间瞄准射击，可以打出两枪。

对于这个经验，当 1 营教导员张仲先讲到这个经验已在全营推广时，韩先楚高兴地说要在全军推广。

练完打枪，再练救生。张仲先为了说明水的浮力，他们在岸上称一个人 113斤，站在水里再称只有 11 斤。一根丈二长的桅杆，在水中可以浮起 8 个人。只要沉着，不慌张，即使船修补堵塞不好，只要抓住一块木板什么的漂浮物，就有获救或登陆的机会，而一上陆地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韩先楚将 1 营的经验归纳为“积极、民主、实验”。他说这就叫实践出真知。

有了这种积极性，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我们就能摸透大海的脾性，把我们的部队变成一支“陆军海战队”。

有了通过严格训练的“陆军海战队”，40 军的小规模偷渡就开始了，打头阵的先锋就是 352 团 1 营。

1950 年 3 月 5 日下午，40 军渡海先锋营誓师大会在灯楼角的一块空地上进行，时任 40 军 118 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在他后来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争征战纪实》第五部《解放海南》一书中的回忆，当他和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到达现场时，现场的气氛让他们非常震动：800 余名准备出征的壮士列队整齐，各个战士都是目光坚定，斗志昂扬，这几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一眼望去，既欣慰，又惊奇——欣慰的是，什么都不用多说，只要看看战士们的眼神，就知道，他们都准备好了！惊奇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一群对大海充满了恐惧并且为“金门”两个字所困惑的“新兵蛋子”。

大会开始了，将负责带队出击的 118 师师参谋长苟在松庄严宣誓：绝不辜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重托，坚决完成渡海的光荣任务。

紧接着韩先楚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短短几分钟的发言，还多次被战士们的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最后，韩先楚代表上级党委，把一面绣着“渡海先锋营”的锦旗授给了 118 师 352 团 1 营教导员张仲先，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用说，因为从张仲先激动而坚定的眼光中，他已经看到了他所想说的一切！

大会结束后，一连在村后的一大片树林里集合，连指导员当然还要讲几句，对于这次动员会的气氛，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欢快”，欢快得甚至不像一个战前动员会，对此，刘振华在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指导员大声讲起来：

“同志们，咱们今天要去打海南岛啦，大家乐意不乐意？”

“乐意，乐意！”

指导员又说：“乐意咱们今天晚上就执行行动，大伙高兴不高兴？”大家又一片声的喊：“高兴，高兴！”

再往下，指导员讲了打海南岛的有利条件以及登陆应该注意的事项，不到半个钟头，大家就闹闹嚷嚷的回去了。

九班刘五学回到了班上把枪一摆弄，得意地说：“这回我枪也擦好了。”

小战士张仲溪把自己的东西收在一起，笑着说：“我的挂包也整好了，鞋带也钉好了。”

李振刚整理着东西说：“这个也整好了，那个也整好了，我呢，决心也早下好了。”

从上述这段欢快，质朴而传神的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到三个情况：第一、刘振华同志确实不愧是我军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他对于战士战斗情绪的观察是细致、准确的，而且看得出，他是多么爱这些可爱的战士！第二、40 军的海上练兵确实练出了士气，短短三个月，这些旱鸭子们已经对大海毫无惧色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今晚的这一仗，有了百分百绝对的信心！一支从未组织过两栖登陆作战的部队，短短三个月的练兵后，就要组织风险极大的偷渡，而先锋营的战士都能有如此的自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来源于他们自己训练水平的自信，但更重要的，来自于一个人——他们的军长韩先楚。

在许许多多的军事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种描写，那就是一个军事领导人如何如何关心士兵的生活，嘘寒问暖，爱兵如子，于是乎，打起仗来，士兵们为了他就会拼死争先——事实上，这多数是文人对于军人心态的臆断！试问，当你真正走上战场的时候，你最愿意在什么样的首长指挥下作战呢？毫无疑问，是会打仗的那一个！因为跟着他打能让你活命！伙食是不错，态度也不错，就是把你的命弄没了，这样的首长，是好军人吗？好军人，应当能让敌人多死几个的同时能让自己人多活几个，韩先楚正是这样的军人。士兵爱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会打仗，会打胜仗！

到了晚上七点，800 名勇士开始登船，在灯楼角的海面上，14 艘木帆船顺序排开，这时一吉普车开了过来，韩先楚下了车，摆着那只残废了的弯弯的手，穿过树林，他抬头看看树梢，又看了看表，催促道：“快点！简单些吧，看这风多好！快点！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战士们也吵吵嚷嚷的叫着：“这风真好，凉飕飕的，又是顺风，咱们走吧！”

事已至此，这位军长和他的士兵们已经不用多说一句话，他们对眼前要发生的一切都已成竹在胸，而且他们也清楚，风，才是最宝贵的因素。

于是，韩先楚说了一句“我是来欢送你们的！”他的将士就顺风顺水地出发了！此时此刻，这位将军和他的战士们之间，并不需要多说什么，眼前这 800 名战士在他的眼里更像是 800 名孩子，这些孩子不过都是读书的年纪，但是他们却都是一群沙场老兵了。漫长岁月的洗礼，他和他的战士们，早已是一个心存默契的整体，在徐闻的严格训练，是他们一个个旱鸭子变得了解大海，掌握大海，尽管他们大都是从未经过大海的东北人，山东人，尽管半年前金门失利的阴影并未散尽，尽管他们已经知道本打算和他们同步起船的 43 军的偷渡部队因无风受阻，这支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第一支“箭头部队”还是义无返顾地乘风出航了。韩先楚和其他干部赤脚站在岸边，目送着这支先锋队，不断地摆手，不断地笑借助强劲的东北风，14 艘木帆船破浪行驶，韩先楚登上海边的沙岗，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扬在手中，试探风向和风力，这是当地渔民教给他的土办法，在海南岛集训的这三个月里，他身上时刻不离身的只有两个东西，烟和手绢，“有风是条龙，无风是条虫”这是帆船的特点，“；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这是水深流急的琼州海峡的特点，因此，韩先楚久久地站在海边，直到看到基准船的红色信号灯彻底消失了，依然久久不肯离去。

3 月 6 日上午 11 时，和平常一样，韩先楚依然在督促海上练兵，平静的表面下，是他对偷渡部队消息焦灼的等待，他不时地掏出手绢来测试风力与风向，又不是地拿出怀表来看时间，就在这时，一个战士拿着一封电报飞奔而来大声喊道：“军长，潜渡营电报！”韩先楚跑步上前拿过电报，口中念叨着电报的内容，只有六个大字：“发现敌机，敌船。”从此一连三天，潜渡营音讯全无！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所有的战士都知道了潜渡营的失踪，刚刚克服了惧海的战士们内心又开始恐慌起来，此时的韩先楚按说应当比别人更着急，但是，军人的直觉告诉他，他的潜渡营一定能够顺利地登上海南岛！凭什么，就凭他的直觉。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作为一名从战士到军长，一个台阶没少成长到兵团副司令，每次作战都靠前指挥亲临一线的老军人，韩先楚当时虽然只有 37岁，但他的战争洞察力却常常是十分了得的！三天后，捷报传来，潜渡营顺利登陆，并且和海南岛上冯白驹的琼崖纵队汇合。原来是因为在渡海的时候，潜渡营的电台被海水浸湿不能发报。所以才失去联系。消息传来，40 军指挥所里一片欢腾，韩先楚这才意识到，他已经三天没有吃过饭了，可他依然高兴的像个孩子，逢人就说：潜渡成功了！“
潜渡是广州会议定下来的方针，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如今潜渡营的顺利登陆，也充分证明利用了木帆船渡海是可行的，可是这时正由于 40 军和随后43 军的潜渡都取得了成功，上级就指示，继续组织小规模潜渡，这时候经过了深思熟虑已下定决心的韩先楚，要据理力争了！
1950 年 4 月 7 日，这天凌晨，韩先楚口述，作战科长尹灿贞执笔。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字斟句酌地给四野和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然后抄送 十五兵团，这是一封很长的电报，也是在整个海南岛战役中最为关键，起决定因素的电报。关于这封电报的原文，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了，曾有几个人说看过这封电报，现在只能从韩先楚的自传中看到相关的内容：“我们认为，继续偷渡对我不利，因敌已摸到我规律，偷渡一次比一次困难，一次比一次损失大，而且我军大规模渡海作战已经准备好了，大规模渡海比偷渡好处多，大规模渡海战役与偷渡是同样多的敌飞机和敌军舰。渡过同样长的海峡······在电报的结尾，韩先楚写到:40军已经准备好并决定发起进攻， 如果 43 军未准备好，他愿率 40 军主力渡海作战，保证解放海南岛！这不仅是一封电报，更是一道军令状，虽说韩先楚的胆大和直言敢谏是出了名的，但是作为一名兵团的副司令，敢于明确否决上级的作战计划，并且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捅到中央军委，这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来自于他在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所做出的“谷雨前必须打海南”的科学决断。

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位军人的直觉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关于这种直觉的形成，我们会在下一个章节再讨论，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当韩先楚这名职业军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与思考，真正发现了打开海南的钥匙后，他是怎样去坚持自己的意见并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了上级的决策，进而改写了历史进程的，因为在许多时候，捍卫真理，往往比发现真理需要更大的勇气！

关于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战争论》的作者，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第二篇“论战争理论”的结束讲到的那样：“如果有谁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向到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准备，但愿他不惜时间，不怕困苦，不畏权贵，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卑心，向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所有人都知道真理是应该坚持的，可是在 1950 年的 4 月 6日的那个深夜，韩先楚做出的决断和担当是异于寻常的。在十五兵团的编制内，韩先楚是客军，按说他向上级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未被上级采纳，也就算了，可是只有他最清楚，一旦自己在这时退让，后果是什么。而且他更清楚，如果不把自己的意见越级上报，他是说服不了十五兵团的领导的。无论如何是说服不了的！所以他才在明白会得罪的人的前提下，在 4 月 7日的凌晨发出这样一封电报，是一封以韩先楚十二兵团副司令个人名义直接发给四野和中央军委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韩先楚强调，如果在三天内，即在谷雨前，再不发起海南战役，就没有机会了！电报是4 月 7 日发出的，为什么这样急？因为韩先楚很清楚这样一封捅破了天的电报是需要一个决策时间的，再不发出 4 月 20 日转眼就到，发也是白发了。可以说，在 4 月 6日的那个深夜，韩先楚是真急了！这封电报是马上要发，非发不可，而且他也知道，要想让中央军委下定进攻海南的决心，光在电报中说理是不够的，所以他才于 4 月 7日发出了那份军令状式的电报。

对于这样一份电报的后果，韩先楚知道，他的夫人刘芷也知道，身在广州40 军留守处的刘芷来信劝告韩先楚，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先楚，就按邓司令的意见等买来登陆艇再打嘛！金门距大陆只有几公里的几个小岛，叶飞都拿不下来，要攻打远离大陆一百多公里的中国第二大岛，你要考虑后果啊！

后果，韩先楚考虑了，他曾经在对自己进行历史性总结时总会提到一句话——提意见时对各方面“照顾得不够全面”。可这一次，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他的党，为了他的军队，他又一次“照顾的不够全面”了，可以说，在 4 月 7日，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前线最高军阶的指挥官，韩先楚做到了能为他的国家所做出的最重要的事情！

这封电报，层层上报，送到了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手里，很快这位最高统帅就发回了电报肯定了大举登陆的意见——1950 年 4 月 10 日，经毛泽东，中央军委，四野首长批准，十五兵团向 40 军，43 军下达了大规模渡海作战命令，此时距离谷雨只有 10 天了！

4 月 15 日，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来到前沿看望 40 军，直到这个时候邓华依然认为该组织小规模偷渡，这样损失更小，更有把握，所以当邓华下了自己的吉普车，走进韩先楚在海边临时搭建的指挥所时，那座四面透风的木头棚子里，立即爆出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会儿争吵停止了，郑需凡被叫了进去，一进门，这位侦查科长就侦察到一个情况，这两位四野的名将都铁青着脸，邓华劈头就是一句：“你敢保证谷雨前有北风？东北风？错了杀你头！”郑需凡挺直胸膛一字一句说：“我保证谷雨前没有南风，这个错了杀我头！”随着这一斩钉截铁的保证，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要知道，郑需凡作为韩先楚最得力的下属之一，他的侦察风格完全贯彻了韩先楚“到前面去”的原则。从琼州的徐闻到海南岛的临高角，他已经亲自带人来来回回摸了几遍。此刻，看着这样的司令和这样的侦查科长，邓华最后说：”话已至此，那就登陆吧！“而也就在当天晚上，韩先楚又命令郑需凡带船过海，将临高角一代海面的风向，风力，水深，流速及帆船行速度等等数据，又重新测量，检查了一遍。因为明天大军就要出发了！

1950 年 4 月 16 日，这是一个值得共和国永远记住的日子，在雷州半岛最南端的灯角楼海边，40 军的 300 余艘双桅双蓬木船顺序排开，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展开十余里，蓝天大海，白帆红旗，40 军 18700 多名指战员高唱着为了渡海专门创作的《渡海战歌》，依次登船，他们来自不同的家乡，都奔向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战争，要说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黝黑的肤色，那是四个月的海上练兵中，亚热带的太阳和干涩的海风留给他们的印记。同时，大海通过这种印记也告诉他们，他们对大海已不再陌生，他们已经了解了海洋。今天，他们可以劈波斩浪，跨越海洋，去解放大海之南的国土，去打赢解决战争这最后一仗！

历史往往是最会弄人的，就在大军登船，盘桓待发的这一时刻，老天爷却突然闹起了脾气，忽而东风，忽而北风，忽而东南风。韩先楚站在海边又拿着手绢测着风向。盯着手绢的，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焦灼的眼光。没有船，他可以找到船，没有海军，他可以几个月就把他的手下从陆军练成海军陆战队。可是当万事齐备后，没有风，怎么办？难道谷雨前真的打不了海南吗？

这时，几名部下带着几位老船工匆忙赶来：“首长，老船工们来了。”韩先楚赶紧迎了上去并询问风向的问题。老船工们并没有立刻表态，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关键时刻，每一个字的分量。韩先楚也没有催促他们，而是默默地等着他们的回答，过了很久，一个老船工把烟袋锅对着鞋底重重地敲了一下，对韩先楚说：“凭我的经验，晚上将转为东北风！”语调不高却字字清晰。这是，韩先楚抬起头来，望了望天空，天空中几朵白云正慢悠悠地向南移动。”你敢肯定吗？”他问道，“错了杀我的头！”又是这句话，这位老船工也激动了，韩先楚疾步上前，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大声说：“我们相信你！”

夜色慢慢降临，韩先楚和解方、李伯秋等人眺望着远方。

千万艘战船，

千万把尖刀！

千万个英雄，

怒火在燃烧；

千万挺机枪

千万门大炮，

千万条火龙，

直奔海南岛；

千万面红旗，

迎着海风飘„„

2014年11月作者写于大连

未完待续

平台编辑:李志英

【责编：中旗网张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