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马文瑞领导陕甘宁边区初建青年团的工作

【编者按】

5月10日，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 “在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始终有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传统，始终有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情怀，始终有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信念，始终有着‘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期待。” “千百年来，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 “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保持青春特质的党，是永远值得青年人信赖和追随的党。”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特刊发王黎明同志早在2008年回忆习仲勋、马文瑞领导恢复建立西北青年团的历史情况一文，以缅怀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马文瑞的历史功绩，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张伊）

回忆马文瑞领导陕甘宁边区初建青年团的工作

 王黎明 

（此文作于2008年）

时间过的真快，62年一晃就过去了。

我由20岁的青年学生变成了80岁的老人。回想当年在延安中学（1946年秋为纪念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命名为行知中学，以后又改为延安中学）学习时，马文瑞叔叔（以下简称马老）和习仲勋同志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初建青年团工作，至今令人难忘。

马文瑞同志（1912-2004）

他们强有力的领导是建团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建团工作我亲历亲为，参加过一些重要会议，许多场面令我记忆犹新、感受颇多。把当年一些回忆及材料整理出来，供研究党史、团史参考。

马老同我父亲王兆卿、叔叔王兆相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陕北开创苏区和红军的生死患难战友。马老是当年中共陕北特委团特委书记，我父亲是陕北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在陕北特委的一次重要会议后，我父亲和其他五位同志被捕牺牲。他们就是载入革命史册的米脂无定河畔六烈士。

马老等幸免脱险后，很快与马明方等同志取得联系，并健全了特委的领导机构，迅速开展创建苏区和红军的各项工作。同时设法妥善安排好烈士亲属的生活，躲避危险的处境。马老亲自到村里找到我叔叔，指示他在我们家乡创建红军和苏区。还赠给我叔父一把小手枪，便于他开展武装斗争。安排我和母亲先到山西省兴县避难，待时局好转后再回来。

我叔父很快在家乡创建了神（木）、府（谷）红军游击队、特务队（神府红三团独立师的前身）。几十年后，这支队伍发展成解放军的一个“红军团”（后为红军铁甲旅）。叔父与马老的革命战友关系伴随一生。

1945年马老任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时，由我的一个本家爷爷王宝珊（时任延安卫戍司令员延属分区司令员）引见，我有幸见到马老，他亲切地接见并语重心长地教导，让我懂得了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以后才能为革命和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几十年来，马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怀照顾着我，使我终生难忘。

1946年我任延安中学学生会主席，是陕甘宁边区青联委员，同时也是我班党支部书记。此时青年团试建在延安中学取得成功。我在团委会上当选为首任团总支部书记。1947年调到边区青联团，主管边区学校、医院、工厂、机关、部队的青年团工作。得到马老和习仲勋（西北局书记）等的关怀和重视。建团工作我经历了全过程，参加了许多工作和西北局的一些会议，亲身感受到党和革命前辈对建团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1926年，马老14岁时在家乡高小学习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校学生会主席，米脂中学团支部书记等，积极热情地从事着共青团的活动，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任绥德县团委书记和党的县委委员，参与领导发动绥德县四、五千学生和饥民进入县城，要求发放救济粮款，迫使国民党县政府答应了群众的部分要求。以后又任中共安定县（现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2年，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团委书记，并协助马明方主持特委日常工作。

1937年春，马老到抗大学习，同年11月份写了《内战时期的陕北青年运动》，初步简要地回忆总结了党领导陕北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抗战期间，马老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特委书记，创办了陇东中学并任该校校长，培养了大批青年学生成为当地革命斗争及生产建设的骨干力量。

1938-1943年马文瑞任陕甘宁边区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第385旅政委并兼任陇东中学校长。

1945年春，马文瑞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4-6月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大。

1947年春，解放战争时期马文瑞与王震、刘景范、贺炳炎在转战陕北途中。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参加了党中央由任弼时主持的关于重建青年团工作会议，并积极支持重建工作。1946年9月，中央决定重建青年团先在陕甘宁边区试办，取得成功后在全国开展。当时在党中央书记任弼时领导下，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主持试办青年团的全面工作；中央委员何启君协助负责具体工作，并亲自领导延安中学的青年团建团工作；中央青委马仪负责延安、冯庄；黄若暾负责延安火柴厂；中央青委由李云洁负责，边区青联主任由王治周、白炳书、惠庶昌、申效曾负责；绥德、米脂由田汉汀负责，董念黎负责陇东分区的建团工作。经过三个月的试办工作，中央青委和边区青联西北局、中央青委授权后视为试建成功。西北局常委在12月7日的大会上肯定了建团的成功经验，决定在边区全面开展重建青年团的工作。1947年初冬，西北战场的解放战争战局扭转了形势，由被动变为主动，时局稳定下来。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等机关进驻绥德县的义合镇一带。11月西北局召开了义合会议，习仲勋、林伯渠、贺龙、马明方、马文瑞、王维舟、杨明轩等出席了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刘少奇的报告，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及整党、支援解放战争、搞好生产建设等重大问题。在边区贯彻的同时，边区青联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边区主任王治周传达了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讨论部署边区青年工作，总结一年多的试建青年团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重建工作的开展。会前我已调到青联工作，让我在会上汇报了延中建团的情况。西北局为了加强边区的建团工作，1947年11月27日西北局常委开会讨论，我随王治周参加了会议，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陕甘宁边区最高层领导的会议，聆听到了西北局领导的讲话，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记忆很深。当时我还做了简单的记录并保留至今。在会上王治周向莅会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汇报了在西柏坡全国青年工作会议精神和边区建团工作。讲到在支援战争、土改、反封建斗争、生产建设中青年团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时，西北联防司令员贺龙高兴地说：“很好，思想对的很！”当王治周提出建团工作中存在着干部太少的问题时，习仲勋书记做了很重要的指示。他说：“青年干部要在群众运动中，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和提拔，委派干部很难生根的。”组织部长马文瑞在会上发言，号召组织青年运动，全力搞好土改。他指出以后要把青年工作活跃起来，复兴团的力量也是党的工作之一。这次会议为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决定由西北局民委分管边区青年、妇女工作，马文瑞兼民委主任。会后12月1日，马部长又同我们青年干部讨论了青年团团章、团的工作和领导建设问题，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他说：“青年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土改中对封建势力和敌人进行斗争上，在实际工作中教育青年，要配备思想好、有能力、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团干部。边区各分区、各县都要成立青年团筹委会领导建团工作，为逐步建立正式的青年团系统的工作机构奠定基础。”会后各分区、县重视了建团工作，所有分区都配备了青年工作干部，如白纪年、李子奇等调到分区或县工作。白纪年、李子奇分别担任陕西、甘肃省团委书记，惠庶昌从陕西省团委书记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义合会议后到1948年4月团员总数达到6170人，青年工作干部达到152人。在战争、土改、生产中，青年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为后来建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47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在绥德义合同赵寿山将军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警尘、常黎夫。

1948年3月西北战场取得宜川大捷后，形势发展很快，边区敌人占领的地区多数被收复，一些国民党统治区被解放，如洛川、韩城等。其中许多县被解放。西北局在大好形势下，及时地向青年团提出新任务和要求，推动了建团工作的进一步发展。1948年4月13日，西北局常委开会专门讨论青年工作和建团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习仲勋书记、西北联防副司令员王维舟、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习书记的秘书陈煦（并任西北局青委副书记，经常被派到边区指导青年工作和建团工作）等人。习书记讲了青年工作的战绩和经验后说：“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来团结、组织、教育青年。它是新民主主义青年积极分子的先进的群众组织，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是每个青年能参加的青年团体。”又提出：“团员和青年的基本任务是学习。”宣布西北局为了加强这一工作设立西北局青委。“要求在部队中的党支部可设青年干事。团员少的可设小组，多的设立团支部。团要绝对受党支部领导”。儿童团组织可以由团领导。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新区青年工作放在第一位。习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青年工作的重点放在新区”。

1948年4月18日西北局在绥德义合讨论团的工作，决定：1、成立西北局青委，加强对建团工作的领导。2、加强对黄龙等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培养解放区青年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思想。3、成立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4、成立由青年团领导的少先队、儿童团。5、在部队建团。

1948年5月4日西北局发出了《关于目前青年工作的指示》。要求：1、新区青年工作的任务是团结青年参加土改斗争，为争取战争胜利和建设新区而奋斗，重点是团结青年、争取青年学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2、老区青年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学习，在工作中把广大青年进一步组织起来。3、青年团要在有组织和无组织青年中间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团结和发动青年参加革命战争、建设新区、支援蒋管区青年运动。

同一天，习书记在群众日报社团支部组织纪念五四青年节活动后，号召广大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政策、政治文化知识，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北服务。

根据西北局的重要指示精神，边区青联把新区青年工作和建团工作放在重要地位。1948年4月派出以田汉汀同志为首的青年工作团前往新区黄龙分区和韩城某县开展青年工作。很快建立了黄龙、洛川的青年联合会，推动了新区的青年工作，为团结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积极支援前线土改、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8年马文瑞回到光复后的延安王家坪

1948年4月延安收复后，边区青联返回延安。在新区后沟原址办公。7月中旬，边区青联召开分区青联主任联系会议，总结了一年多的建团工作，提出今后的建团工作任务。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和新形势的需要，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会。以王治周、陈煦等十三人组成。王治周代理主任、田汉汀任安保科长、王山任组织科长。

从这次会议后，边区团筹委会把新区工作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并积极开展蒋管区、西安、兰州等青年运动和建团工作。相继成立了地下青年团组织，吸收了一批青年入团。下半年，从西安等地介绍大批地下青年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延安。他们经过初期学习后，有的被派回西安、关中、陕南、甘肃开展地下青年工作，建立青年群众先进社团和青年团组织。有的被分配到延安各机关工作，并准备在西安等地解放后再回去参加接管工作。西安地下党、团员程浩、江风、史航、方星哲、江涛等先后来到延安，有的进入延安大学学习，有的被分配到边区团筹委会工作。这些人在1949年西北全境解放后，相继分配到西安 、兰州等地从事青年团工作或教育工作等。

边区青联主任联席会议7月中旬召开后，西北局发出通知，要求建立分区、县的青年工作、工委、党支部联合领导机构，同时调分区地委书记罗毅同志（抗战前后曾从事青年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到陕甘宁边区团筹委会工作，并指派陈煦同志代表西北局指导工作。

1949年6月后，西北青年团工委成立时，罗毅任书记（陈任副书记，文革后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建国初期在政务院办公厅担任领导工作）。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同时布署全国在1949年3—5月在北平召开全国学生、妇、工、青年团、青年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地选派代表参加。

马文瑞部长加强了对这次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西北局在这段时间召开了常委会，专门研究了这次大会的几个问题。我跟着罗毅、王治周列席参加了西北局常委会议，聆听了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习仲勋、林柏渠、贺龙、马文瑞等主要干部的教诲。记得我去邀请马文瑞、杨明轩（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是我父亲在绥德四师学习时的教务主任、老师。1948年我与他见面交谈过，受其教导。）柯仲平（著名诗人、全国文联作协委员、西北文联主席）到会指导作报告。我参与筹备了边区的学生代表大会（1949年1月7日—17日）。为开好这次学代会，西北局常委开会专门进行了研究，结合实际解决学生中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在选出席代表时对少数民族人数不够注意时，贺龙司令员发言时指出：“西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要选出少数民族代表。”对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干部上了很好的一课，教育我们做工作要有全局观点、要有长远观点。这次学生代表会上，选出边区学联程浩任主席，我与江风任副主席，选出延安大学学生会主席以及选出聂维庆等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聂维庆被选为全国学联副主席。在出席的代表中增加了蒙、回族的代表。

1949年3月11日—19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代表108人。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宣传部长刘景范、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出席大会指导。马文瑞部长在会上做了报告《进一步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他在报告中肯定大会开的很好，要求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争取把1949年的青年工作做出更好的成绩。他在报告中提出三点要求：首先是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全党动手来做好青年工作。各级党委应研究讨论青年工作，带动青年干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在未建团或缺青年干部的地方，党要选出一批适合做青年工作的年轻党员来进行建团；第二、培养和训练大批青年工作干部，要参加短训班和团校；第三、我们青年团的各级干部要时时刻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使自己有高度的觉悟和能力，有良好的工作作风。

1949年4月11日全国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在北平的国立理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礼堂隆重召开，大会代表340人。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毛主席为大会亲笔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并接见了全体代表。

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出席大会并做了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做了报告；冯文彬做了工作报告；蒋南翔做了团章报告。大会选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冯文彬为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

1950年夏马文瑞任中共西北局党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1988年6月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到延安学校视察并题词。

1988年时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视察延安大学，看望了自愿来校工作的外国友人并为延大题词：发扬延安精神，办好延安大学，培养出大批建设陕北老区的优秀人才。图为马老与同为老延安的夫人孙铭又回到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旁。

马文瑞在1990年创建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5月18日他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重振延安精神 发扬民族正气》的讲话。彭真为名誉会长。研究会的任务是研究宣传延安精神，把延安精神传播到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他在最后人生的十多年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中。他还创办了《中华魂》杂志在国内外发行。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纪念会；出版了有关延安精神的书籍，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在生病住院期间仍惦记着研究会的工作。提出新的一届研究会主要成员的意见，供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他在创建领导研究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及研究会在群众中的良好作用，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马老不幸于2004年逝世，但他在研究会的工作将会继续下去。延安精神会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会像马老生前一样热心关注青年们的健康成长，看到一代一代的青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突击队、重要力量、党的可靠后备军。我为他们高兴自豪，也为我们的青年工作和团的工作干部为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欣慰。

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对当时的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在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从5月12日刚刚发生的震撼全国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舍身忘我为祖国为人民英勇奋斗的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在新的长征中成了又一代的突击队，成了革命和经济建设中一支生气勃勃的大军。

1978年10月，马文瑞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请延安时期老战友的夫人们相聚。

1982年9月，习仲勋（右）和马文瑞老战友重逢于西安。

1990年5月18日，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马文瑞作了《重振延安精神 发扬民族正气》的讲话，并当选为会长。“我想延安！”是马老生前写的最后的一句话。

附件：王黎明同志简历

作者王黎明的父亲王兆卿烈士（1908-1933.8.3）

2002年11月马文瑞同志（左）与本文作者王黎明

王黎明，男，1928年10月生于陕西省神木县。

1937年—1943年冬，在家乡先后上过私塾、小学、绥德分区干部子弟小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两年。

1944年春赴延安，进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学习。

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保小毕业，进延安中学学习。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陕甘宁边区青联委员。

1946年秋，在党中央和中央青委及校党支部领导下，参加了全国创建青年团的试办工作。当年12月，试办成功后，被选为校首任团总支书记。延中青年团，是全国最早的共青团三个基层组织之一。为党中央决定全国建团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和依据。

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任校党总支组织干事，仍任团总支书记，主要做团的工作。

1947年11月，调任陕甘宁边区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组织干事。任米脂县印斗区六乡土改工作组组长时，较好地执行了政策，避免了“左”的错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好评。

1948年春回边区青联，后去绥米中学检查青年团工作。当年回延安，主要负责边区学校、机关、工厂、医院的建团工作。

1949年初，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学联副主席，出席了边区青年团代表大会。同年4月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1949年6月，进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和沈阳东北局党校学习。

1950年1月，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工厂管理系冶金班学习，学习成绩优良。1953年7月毕业。

1953年7月被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司（冶金部建筑局、部党委审干办公室）任科员、副科长。曾带领工作组到鞍山钢铁公司、哈尔滨等地调查重大基建建设工程建筑工地施工情况，所做调查报告呈报部领导审批后改写成文，在《重工业通讯》杂志上发表。1956年初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奖励。

1956年秋，到首都钢铁公司计划处、炼钢厂，任科长、经济管理室主任、代理副厂长、党委书记。

1964年国家第一次实行职称评定，被评为经济工程师。

在首钢期间，正是全国工业企业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及“工业企业70条”。我们经常下基层参加劳动，听取工人、技术和管理干部的意见，改进工作方法，提出建议，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产量提高，利润增加。有多项指标，在全国以至国际上也名列前茅。我还改进了统计数字的计算方法，大大提高了手工计算的效率，受到领导和计划统计人员的欢迎。

王黎明（右）与堂弟王延生（王兆卿烈士的胞弟王兆相将军之子）同回神木祭拜先烈。图为在老家窑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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