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新中国开国元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同时他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文化人，对无产阶级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研究朱德对党和军队文艺事业的贡献，对于我们牢记初心使命，推动新时代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3年，朱德前排左三，毛泽东前排左二，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在陕北合影，前排左五为何长工，后排左五为贺子珍。

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领仅存的队伍历经千辛万苦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从此开始了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新的辉煌历程。在这个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军事斗争是他担负的主要任务，而要保证军事斗争的胜利，文化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于是，朱德在率领红军将士与敌浴血奋战的同时，领导指战员们以笔作枪，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斗争，为后来党的文艺方针的制定奠定了实践基础。

支持部队创作催人奋进的歌曲，激励将士不畏艰险，为人民解放而奋斗。歌曲歌谣以明快的节奏、丰富的内涵，成为红军鼓舞士气的有效形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根据地内军民生活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红军官兵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时节，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为了鼓舞斗志，朱德支持官兵创作了许多歌谣。其中两首歌谣流传久远：“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朱德带头挑粮，来回一百多里地，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为了照顾年过四十的朱德，战士们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就让人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担，并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战士们将此事编成歌谣：“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这种歌谣对部队鼓舞很大。在红军长征中，《红军纪律歌》经常唱的歌曲，除此以外，还有诸如《过新年》、《反攻歌》、《粉碎敌人的乌龟壳》、《红军英名传四方》、《红军打仗为干人》、《再战遵义歌》等等，都被军民反复传唱，给艰苦奋斗中的军民带来无穷的力量。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右二）、朱德（左三）、任弼时（左二）等在瑞金合影。

此外，朱德还亲自指导红军官兵运用红色话剧、舞蹈、漫画、快板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军民做宣传鼓动工作，启发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推动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他的这些探索，为党的文艺方针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11月底，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抵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与党中央会合。图为朱德与毛泽东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不仅亲临前线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而且倾注很大精力参与各种文艺活动，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成长进步，亲自动笔创作诗词、撰写理论文章，提出许多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一致的观点，为我党我军文艺方针的确立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全力支持文化艺术活动。1939年1月，朱德在山西沁县举行的晋东南各剧团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戏剧是宣传群众的有力武器，应多表现抗战中各地悲壮斗争的事迹。11月出席在武乡县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1940年春节，朱德在太行山武乡县召开了前方文艺座谈会，勉励文艺工作者要更好地利用文艺武器进行斗争。1940年6月，鲁艺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朱德出席并讲话，他说：“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7月24日，朱德又应邀到鲁艺作了《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专题报告，解决了师生们在抗战文艺创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1942年7月6日，朱德为十几位为民族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文艺工作者撰写了“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的挽联。

朱德不仅积极支持文艺团体开展艺术活动，而且把帮助他们端正艺术方向放在第一位。1941年4月，中央青委的一些人在延安大砭沟口青委所在地，办了一个名曰“轻骑队”的手抄壁报，以杂文形式专门暴露延安的“阴暗面”，但往往失实、武断。朱德看后专门给轻骑队编委会去信，严肃指出它的编辑方针有问题，必须加以纠正。后来，“轻骑队”根据朱德和各界意见，登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端正了编辑方向。在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帮助下，解放区文化艺术界创作演出了许多为军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朱德在华北抗日战场

1937年，朱德在延安给红军指战员作报告。

毛泽东、朱德研究战略部署

1940年5月，著名文学家茅盾携全家逃出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魔掌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想转去延安，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在西安。他和同行的几十名进步青年在八路军办事处意外见到朱德和周恩来。朱德安排他们穿上军装扮作随行人员搭他的车队去延安。路上，朱德主动与茅盾等交谈，告诉他们许多革命道理。经过黄帝陵时，朱德带领大家前去拜谒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都是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茅矛盾后来回忆说，总司令的教诲使他终身难忘。1936年，著名作家丁玲来到陕北。她是第一位到达延安的文化人。朱德热情接见了她，并给她的创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朱德曾经说，“我那里战斗电报、英雄故事和前方材料有的是，你们来看么，看了好写东西”。朱德的资料为丁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后来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传播。刘白羽与朱德多次接触、交谈，朱德对刘白羽的创作给予很大支持。刘根据他与朱总司令交往的感悟和采访的素材写成《朱总司令在延安》一文，生动记述了当年和朱德在一起的日子。诗人肖萧三与朱德交往较多。萧肖三当时担任《大众文艺》和《新诗歌》主编。他向朱德约稿并将朱德的四首诗发表在1940年8月15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上。9月间，朱德又把他新写的一首七绝《过太行口占》交给萧肖三，这首诗和董必武、叶剑英、田汉、郭沫若的和诗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新诗歌》第4期上。诗人何其芳听了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动清算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的精神和创作面貌焕然一新。后来，他在《朱总司令的话》一文中表达了对朱德的崇敬。朱德也由此文知道何其芳是个坦诚、认真的人。1947年，朱德点名要何其芳做他的秘书。何其芳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我学到了许多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此外，朱德还与访问延安的许多中外作家如范长江、赵超构、史沫特莱等交往很深。他以他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走上了抗日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1937年至1939年，朱德撰写的部分军事著作

1937年，朱德著作《抗战到底》

撰写大量文艺理论文章。抗战时期，朱德不仅撰写了许多军事论著，而且发表了不少文艺论著，为党的文艺方针的确立做出了理论贡献。1940年7月24日，朱德应邀到鲁艺作了题为《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形势，提出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法和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在这次报告中，朱德对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他不应当站在群众之外，而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同时提出了“艺术的大众化和通俗化问题”以及“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接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的东西，而加以发扬。”“要创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艺术”，不能笑它俗气而摈弃它。”这些论述是朱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长期思考的结果，集中反映了他的文艺思想。

除此以外，朱德在艰苦卓绝的抗日前线创作了30多首抗战诗歌。这些诗歌昂扬、激越、乐观、豪迈，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而且为投身抗战的文艺工作者做出了表率。如《太行春感》、《寄语蜀中父老》、《出太行》、《游南泥湾》等等，反映了抗日军民同仇敌忾，誓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强决心，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壮歌。

《朱德诗选集》，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朱德元帅自1939年春至1976年2月间所作诗80首。

对党的文艺方针确立做出的贡献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这次会议解决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代表合影

毛泽东、朱德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

针对有人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朱德同志说：“你要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群众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因此，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我们的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朱德同志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会场里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站起来作结论的时候说：“其实总司令已经作了结论了。他讲得很好，我的意见是和他差不多的，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里程碑，为党的文艺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朱德同志的这些论述为党的文艺方针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作者刘建，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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