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是中国领袖与人民共同创作的传世经典；

“两弹一星”，是中华民族用生命和智慧铸造的鸿篇巨制。

总策划是毛泽东，总导演是周恩来，一大批将帅和领导干部是分集导演和制片主任，主角是科学家，领衔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著名专家，配角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部队官兵和工人。就是这个从领袖到普通一兵的英雄群体，共同拍摄了“中国两弹一星”这部当今世界无与伦比的历史巨片，共同谱写了足以流芳百世的辉煌、雄浑、悲壮的神剑铸炼曲。

从我调到国防科工委那一天起，就与“两弹一星”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年累月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两弹一星”的人物和故事。尤其是当1997年6月，领受了军委首长交予的拍摄“两弹一星”大型文献纪录影片的任务后，我和摄制组的同志们一起，更是走进了一个神秘而神圣的世界。

我们有幸观摩了几乎所有当年拍摄的有关“两弹一星”的绝密影片，其中有的影片仅向毛主席汇报后，就再也没有放过。

我们有幸走进各级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有关“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文献资料，并拜读了有关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和新闻报道材料，这些文字加起来有千万字之多。

我们有幸踏上那一片片神奇的土地：核试验基地，导弹卫星发射基地，运载火箭研究院，空间技术研究院，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子能研究院，核工业404厂、504厂。我们伫立在第一次核试验的爆心旁沉思，我们走进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时的地下控制室追寻，我们登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架眺望；古楼兰遗址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一个个科技馆、展览室里、一座座雕像和墓碑前留下了我们无限的敬仰。

我们还有幸拜访了一百多位令人崇敬的“两弹一星”的创业子者，聆听他们深情地讲述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那一个个催人泪下又鲜为人知的故事，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故事。

不少人喜欢遵循西方的习惯，去寻找中国的导弹之父、原子弹之父、航天之父┄┄其实，真正钻进“两弹一星”的历史之后，我深切地感到，西方的这种习惯称谓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尤其不适用于“两弹一星”的实践。我以为，把“两弹一星”的成功比作一部电影巨片更为形象和贴切。总策划是毛泽东，总导演是周恩来，一大批将帅和领导干部是分集导演和制片主任，主角是科学家，领衔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著名专家，配角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部队官兵和工人。就是这个从领袖到普通一兵的英雄群体，共同拍摄了“中国两弹一星”这部当今世界无与伦比的历史巨片，共同谱写了足以流芳百世的辉煌、雄浑、悲壮的神剑铸炼曲。 

作为这部历史巨片无可争议的总策划，毛泽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领袖风范和高超的决策艺术。

1946年8月的一天，就是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一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当斯特朗问到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胆略和气魄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还说：“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就是凭着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毛泽东率领全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由美国支持的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蒋介石集团，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核威胁的阴影更是时刻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损兵折将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扬言，要对中国东北扔30到50颗原子弹；这年的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在记者招待会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可是，严峻的现实却迫使中国的领袖们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一个国家要制造原子弹，就不能没有铀矿资源。1954年秋，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北京，广西发现铀矿。风餐露宿的地质队员们绝对没想到，他们采集到的铀矿石竟会那么快地放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当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铀矿石和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来到丰泽园汇报时，毛主席非常高兴，他将铀矿石拿在手上，掂了又掂，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有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最后在门口，毛主席握着刘杰的手，意味深长地笑着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当时刘杰还以为毛主席给他开玩笑，毛主席一直都讲原子弹是纸老虎，怎么又讲是决定命运的呢？所以回来后他始终未将毛主席“这是决定命运的”这句话传达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才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这句警世经典振聋发聩，寓意深远。

从“原子弹是纸老虎”到“这是决定命运的”，毛泽东思考了8年。他以伟大战略家和哲学家的目光关注着五洲四海的政治风云，也关注着小小原子核释放的能量对人类前途和命运带来的影响。他说：原子弹就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他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强调：“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他平时滴酒不沾，这次会后却特意举起一杯红葡萄酒，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中国两弹一星”这部历史巨片，从此拉开了序幕。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并批准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从此，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有了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

1960年，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了12个协定和300份合同，使我国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而废，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就在中国原子弹即将问世的时候，美国有人叫嚣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针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1964年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原子弹爆炸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毛泽东果断地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备感扬眉吐气。

可以说，没有谁比毛泽东更盼望这颗原子弹早响，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成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但在这成功的时刻，他却是那么冷静。当得到前线总指挥张爱萍“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的报告后，毛主席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当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景象判断是核爆炸”后，毛主席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在随后见到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文字报告后，毛泽东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晚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让周恩来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又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67年3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与“两弹一星”有关的国防工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实行军管。如果没有这一决策，核导弹、氢弹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试验和发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两盘特殊的磁带，里面记录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的测试信号和《东方红》乐曲的原始录音。它们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领袖走过人生最后的日子。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的“两弹一星”。

作为“中国两弹一星”这部历史巨片的总导演，周恩来当之无愧。为了组织好庞大而精干的演职员队伍，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落到实处，周恩来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从精心安排海外科学家回国，到对他们委以重任；从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到“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给予特殊的保护，无不浸透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

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回国前，已于1949年10月19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了保护他安全回到祖国，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并告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在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虽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未取得好的结果，但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中美就中国科学家回国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分别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回国，更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结果。1950年7月，钱学森决定以探亲的名义回国。得知此消息后，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放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钱学森随后即被拘留关押在洛杉矶特米诺岛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避开特务的监视，在写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当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的一封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即将它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一方面指示王炳南大使，在8月1日举行的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与斗争；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了阿诺德等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国飞行员。8月5日，美国政府通知钱学森可以回国。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归途。后来，周恩来在评价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时说：“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中，规定了总设计师制度。每一次大型试验，都由权威科学家担任总设计师，在技术上最后把关拍板。在主持中央专委会讨论两弹一星研制、试验中的技术问题时，周恩来都非常尊重专家的意见，尊重总设计师的最后决定。

为了准确把握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情况，周恩来专门指派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邀请在北京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飞往试验现场，直接观察原子弹爆炸实况。这样，不仅使党中央、毛主席得到了准确的核爆炸的报告，也留下了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场欢呼拥抱的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生活上，周恩来对专家们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即使是在六十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周总理也再三强调：“要让科学家、技术工人、军队的干部战士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可1962年春节，国务院却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一千多名科学家，请他们吃顿肉，补充点营养，坐在总理身边的是钱学森和钱三强。周总理要求领导干部当好科学家的勤务员，并亲自批准，配给专家教授每人每月两斤猪肉、一斤鸡蛋。

在“文革”动乱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对科学家的关心和保护，两弹一星事业受到的损害就会更大。1966年9月，周恩来得悉二机部有的专家被抄家，家属受牵连，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他立即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这年国庆节，周恩来特意安排了六十多名科学家上天安门观礼，起到了特殊的保护作用，其中两弹一星的专家就有十几人。对七机部等单位，周恩来要求列出必须重点保护的专家名单，经他批准后，由各单位保证他们的安全和能够正常地从事科研工作，并要经常向他报告执行情况。

周恩来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几十年来一直是尖端科研试验的指针，而他本人，堪称率先垂范的楷模。他的严谨细致，多少年后也难以有人能与之媲美。

由于保密原因，关于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仅存的文献只有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短信。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今天下午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牙痛发烧，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六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进行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一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周恩来  十四晚

不足二百字，却想得如此周到得体！人们说周恩来心中尽想着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这封短信就是他高尚的人品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的生动写照。

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是有风险的，为了确保安全，1966年6月30日，周总理在出访回国时，特意让专机在罗布泊上空转了一圈，然后沿着导弹飞行轨道达到发射场。他要亲眼看一看导弹核武器飞行区域内的每个绿洲、村庄和居民点，亲自检查“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准备情况。

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前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对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叮嘱说：在发射场要一丝不苟地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

在严守纪律和保守机密问题上，周恩来更是慎之又慎。1964年9月23日，他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对第一次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向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对大家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的，对谁都不能讲，我的老伴邓颖超是老党员、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他向张爱萍交代：“你们今天晚上要开个紧急会，具体规定几条，从现在起就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总理是在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当天晚上，张爱萍召集紧急会议，研究落实总理的指示。会后向总理写了书面报告，并附上明密语对照表。

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参加试验的所有人员受到深刻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强将手下无弱兵。在总导演周恩来的麾下，还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执行导演、分集导演和制片主任。他们都是从炮火硝烟中冲杀过来的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将军和功臣，顺应时代的潮流，走进向科学进军的行列。他们拜专家为老师，以战场上攻克敌人堡垒的顽强意志学习高科技知识，在实践中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同时他们把战争年代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作风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在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奇迹。改革开放以后，有些美国专家来访问，他们看到我们的科研工作组织得如此严密细致，大为赞叹。

聂荣臻元帅年轻时曾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法国，当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征询他对工作的意见时，聂帅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抓科学技术工作，不久他就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成为我国科技战线的领军人物。他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关心科学家的生活，为科学家们创造条件，保证科研攻关的顺利进行。从大的方面说，由他主持制定的科研工作十四条，充分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他号召各级党政后勤干部都要为科研人员服务，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服务员。所以，只要科学家们工作上遇到困难，反映到聂帅那里，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这些困难包括一些大的方针、方向性问题的确定，重大项目的决策，人员的调配落实，机构的组织建设以及一些物资、设备的调拨等等。即使是试验失败，科技人员从聂帅那里得到的也是鼓励和希望。1962年3月21日，我国设计生产的第一发中近程导弹发射后仅飞行了69秒，就坠落在距离发射台600米的沙滩上。聂帅说：“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并请钱学森专程到基地指导参试人员分析失败的原因。后来，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终于发射成功。从小的方面说，像著名科学家的生活照顾、住房安排、警卫和医疗保健工作的部署等，聂帅都亲自过问。钱学森同志说他至今仍住在老房子不愿搬家，因为这是聂帅亲自分配给他的，常常使他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帅对他的关怀。有件事特别让两弹一星的科学工作者们难以忘怀，那是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又要坚持科研攻关，不少人患了浮肿。聂帅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亲自给各大军区领导打电话，要他们支援“两弹”工作。于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国防科研第一线。聂帅还特意派陈赓大将去导弹研究院黄豆、鱼、肉等营养品的分配情况，刘有光政委用党籍保证：“这些食品都分给了科技人员，我们的党政干部和后勤干部都自觉地没要一两，没吃一口。”

张爱萍在他担任副总参谋长主管全军武器装备时就参与了制定科学规划的工作，从那时起，这位将军便和“两弹一星”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多次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他都出现在第一线，担任现场总指挥。他胸怀全局，深入现场，与参试人员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他尊重科学家，爱护科学家，团结科学家，支持科学家，千方百计为科学家创造充分展示才华的环境和条件；他敢与拍板，勇于负责，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我们在资料影片中，看到了在试验成功的现场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的镜头；我们还发现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心情分外激动的科学家和指战员们，把年过半百的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高举起，抛向空中，这个通常在体育场上才能看到的场面却出现在核试验的现场，真要感谢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这幅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情感画面。而此时张爱萍将军表达情感的方式则是即兴赋诗和挥毫泼墨：“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苦斗百年今复主，英雄矢志伏虎。”后来，张爱萍将军的诗句已镌刻在核爆心的纪念碑上。

导弹卫星发射基地的第一任司令员是孙继先中将，这位在长征途中指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红军营长，率领着刚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将士们在巴丹吉林浩瀚的沙海中开始了又一次强渡。

核武器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觉将军，他刚从世界屋脊下来，便受命率领科技大军开始了另一座高峰的艰难攀登。至今许多人仍然记得他下的第一道命令：把新建的楼房给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

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是张蕴钰将军，这位上甘岭战役中的军参谋长，在罗布泊荒原上展开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战役。他组织核试验的论文，后来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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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和事是举不胜举的。看到这样强大的摄制班子，难道还会有人怀疑“中国两弹一星”这部历史巨片不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吗？！

写到这里，影片的主角总该出场了。他们就是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动情地说起“两弹一星”：“我们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的确，祖国和人民感谢他们，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表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亲自将金光闪闪的功勋挂在德高望重的科技专家们的胸前。

让我们认识并记住 “中国两弹一星”历史巨片中这23位领衔主演吧！

于敏：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大珩：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逝世；

王希季：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逝世；

邓稼先：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6年逝世；

朱光亚：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逝世；

孙家栋：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任新民：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吴自良：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逝世；

陈芳允：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00年逝世；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逝世；

杨嘉墀：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06年逝世；

周光召：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九章：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8年逝世；

姚桐斌：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1968年逝世；

钱骥：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学家，1983年逝世；

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逝世；

钱学森：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逝世；

郭永怀：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8年逝世；

屠守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12年逝世；

黄纬禄：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11年逝世；

程开甲：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桓武：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逝世；

每个民族，都有顶天立地的英雄；每个英雄，都有精彩绝伦的故事。打开这23位专家的履历，哪位不是一本大书，不值得我们去细细咀嚼和品味？单说他们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谁能不肃然起敬并为之倾倒呢？

新中国的诞生，极大地激发了包括海外学子在内的全体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和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身上看到了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希望。1950年3月18日，朱光亚等52位留美学生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3卷第8期上发表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就充分反映出海外赤子当时那种欣喜若狂、无比自豪的激动心情和渴盼回国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才智的热切愿望。他们在信中这样写道：“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回去了。”“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文明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的统一在迫切地等待我们！”正是在这种爱国之心的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他们把对新中国无限的热爱，自觉转化为无私奉献的报国行动，其中许多人成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1950年11月15日，钱学森在洛杉矶接受美国司法部驻洛杉矶移民局检察官的审讯，请看如下摘录：

“你要回中国有什么目的？

“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根在中国，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只图报答她。”

“你认为你应该为谁效忠？”

“我应该忠于中国人民。”

“谁是中国人民？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

“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铮铮铁骨，浩然正气！难怪有的美国记者说：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老一辈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回国途中被驻日本的美军非法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界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省下的钱购买了一批科研器材，为原子能研究所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对当时的科研攻关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在新中国诞生前回国工作，还带回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他们为新中国核工业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著名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从海外归来时说：“我回来不是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为我国的国防事业献出力量。”

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掷地有声地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归来的程开甲教授，在天山深处核试验基地的“干打垒”平房中，默默无闻地生活了近20年。当有人说他如果当年不回国，在学术上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时，他非常自豪地说：“我不回国，可能在学术上会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当苏联撕毁协议后，大批专家和技术骨干从祖国各地调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从1959年到1965年，仅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输送的技术人才就达914人。人们赞叹说：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王淦昌得知组织上决定让他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这位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毫不犹豫地回答：“愿以身许国！”从此，王淦昌的名字在学术界消失，而核武器研制队伍中有了一位叫“王京”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

钱三强同参加铀气体扩散技术攻关的王承书谈话时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这位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在美国留学时始终拒绝参加机密工作。而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却义无返顾地投身到研制原子弹的秘密事业。1968年，刚刚参加一次核试验任务的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在那无情的烈火中，他仍然紧紧抱着那个装有核武器资料的皮包。

正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吕敏、周光召等二十几名中国专家，得知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立即奋笔请缨，他们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根据祖国的需要，经中央批准，他们很快回到国内，加入了两弹一星的研制队伍。

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被誉为“两弹元勋”，他1950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在接受参加核武器研制任务后，他对妻子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文革”期间，由于受动乱的干扰，在一次核试验中出现了偶然的事故，他不顾大家的拦阻，亲自冲入事故发生地区，终于查明了事故原因，但他自己却受到了超剂量的辐照。他毕生拼搏，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86年8月去世。就在逝世前12天，他还专门来到天安门广场，向鲜艳的五星红旗行最后一个庄严的注目礼。

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加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比原子弹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传统精神。正如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在中南海对钱学森说的：“从当年冲破重重困难毅然回国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自尊心。”总有一天，核爆的火光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一代精英在这个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的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

两弹一星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大漠深处的每一次腾飞，都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支援和协同。人民也不会忘记那些为这部历史巨片做出奉献和牺牲的默默无闻的配角们。限于篇幅，只能截取其中点滴片段：

围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石油、建工、轻工、纺织、公安、交通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

1964年五一劳动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枚原子弹的高浓铀核心部件。为了熟练掌握操作技术，他在半年的苦练中体重减轻了15公斤。

为了核试验，5000名工程兵日夜拼搏。盛夏，地表温度达摄氏五十多度，他们坚持作业；严冬，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他们照常施工。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全部154项特种工程。

执行安全防护保障任务的防化学兵，头戴防毒面具，身穿胶质防护衣，全副武装在戈壁滩上坚持天天训练，防护衣内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度以上，他们以超人的毅力顽强跋涉，谁也说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汗水。

为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核试验基地的7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了8300里，在半年中每人磨烂了12双鞋。

遵照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先后有10个军兵种、26个部委共十万多人来到核试验场，来到蘑菇云升起的地方，观察和研究核武器的毁伤效果及其变化规律，探索核战争条件下如何保护自己、保护生命。

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参加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的单位就有五百多个。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的时刻，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以渭南卫星测控基地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个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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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是中国领袖与人民共同创作的传世经典；

“两弹一星”，是中华民族用生命和智慧铸造的鸿篇巨制。

在呕心沥血的奋斗中，一批老一辈科学家和将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无悔的人生凝固成一尊尊永恒的雕像；

在舍生忘死的拼搏中，许多科技人员、工人和士兵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美好的青春铸成了大漠丰碑。

“这是决定命运的！”

咀嚼吧，品味吧，思索吧……

说不尽的“两弹一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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