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有很多曾经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在考验面前变色，成为为人不齿的叛徒。王藻文便是其中之一。

王藻文是河北省张家口人，出身贫苦，在京绥铁路当过工人。经何孟雄介绍，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铁路工运工作，曾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藻文当选省委书记，是由于党内当时有一个标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此人文化水平低，信念不坚定，存在着为钱而当官的意识。因此在他工作期间，给省委、顺治省委发生很多问题，而他却有制造事端，跟省委要钱，省委没给他，他就威胁要去国民党那里告发。1928年11月被免除中央委员职务，故此决定叛变。 

1928年5月，曾担任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协同省委委员李德贵一起叛变投敌。

击毙王藻文的地点：天津法租界（资料图）

为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当时的省委秘书，锄奸队长郭宗建根据省委决定，对王，李两人实施了秘密处决。这一行动在天津法租界进行。郭宗建根据王、李二人的行动规律设下伏击，以一对二发动突然袭击，两人猝不及防，都被击中。附近的巡警闻枪声赶到现场，看到李德贵已经死去，而王藻文尚在呻吟，微声呼出郭宗建的名字后死去，这次除奸行动胜利完成。 

处置叛徒的郭宗建是南开中学出身，曾被组织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后任顺直省委秘书，兼锄奸队长。可惜的是这次行动中漏掉了王藻文之妻张氏，此人随即带敌人四处搜捕顺直省委成员。郭在1929年6月不幸被捕，据《大公报》记载，他在审讯时曾举起手铐要打警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曾与彭真等领导狱中斗争，于1935年牺牲于北平陆军监狱，年29岁。

• 顺直省委

中共顺直省委旧址

“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和天津、北京三省市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此后人们就用“顺直”来称呼这一带地区，上世纪20年代，中共曾于此建立“顺直省委”。

1927年4月，北方的奉系军阀在北京逮捕并绞杀了李大等20名共产党员，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中共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从1926年11月至1928年1月，仅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就连续9次遭破坏，100多人被捕，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杀。

为解决北方党的领导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代替北方区委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6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彭述之任书记，刘伯庄任组织部主任，李季达任宣传部主任，陈为人任职工部主任，彭述之、刘伯庄、李季达为省委常委，省委委员共13人，李季达、严林一等为候补委员，省委机关设在三安道耀华里(现和平区山西路耀华里2号)。

中共顺直省委是中共中央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机构。其重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整顿党组织，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指导各地工作。

顺直省委工作范围不仅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而且增加了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东北三省以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等地区。顺直省委建立后，天津地委改为天津市委，由李季达任书记，粟泽、彭真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李季达牺牲后，由彭真任天津市委书记。

1928年上半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大环境下，北方党组织和革命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加之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北方党的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王荷波、蔡和森等来天津，于9月在天津建立了以王荷波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9月22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蔡和森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改组会议。这次会议深入批判了省委特别是彭述之的机会主义错误，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新旧军阀、建立红色政权的北方工作方针。

改组会议使顺直党的右倾错误得到了纠正，但也把“八七”会议上出现的“左”倾错误情绪带到了北方，导致顺直党内在思想、政治、组织上依然陷于严重混乱状态。为迅速扭转这一局面，中共中央指定陈潭秋、刘少奇等人为中央特派员，赴津具体执行顺直省委的改造任务。1928年7月22日至23日，在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顺直省委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党的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顺直党组织历史上特别是1月改组以来的错误倾向。

党的六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到顺直巡视，传达六大会议精神，解决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1928年12月11日，周恩来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天津。周恩来到津后，听取了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汇报，参加了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了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12月下旬，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法租界张庄大桥附近大吉里(现天津国际商场附近)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津等地党组织的代表、省委常委及在北方工作的六大代表，共43人。会议由刘少奇、陈潭秋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新的高潮”的方针。报告对于顺直党内的矛盾作了历史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了产生矛盾的根源和正确解决的办法，指明了改造顺直省委的正确途径。在为期三四天的会议期间，周恩来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在会上讲话和解答问题，陈潭秋、刘少奇也分别做了报告。会议改选了新的省委常委，由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柳直荀任省委秘书长，成立了职工、农民、军事、妇女四个工作委员会，从而为北方党组织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

为进一步加强党在北方的领导力量，发展北方革命形势，周恩来返回上海后，中央又先后从上海调毛泽民、胡锡奎，从山西调张友渔、薄一波，从陕西调刘天章等人来到天津，从事报刊出版、宣传、工运、特科等工作。此时的天津，已经成为我党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顺直省委还决定不再设立天津市委，由省委直接领导天津党的工作，由傅茂公(彭真)等人组成天津工作办事处，具体负责指导天津各区委的工作。由于领导力量的加强，使党在天津的工作迅速恢复与发展，天津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至1929年4月，天津地方党组织发展到了3个区委、14个基层党支部，党员数量达12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