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下午,中华世纪坛红色讲堂系列讲座第二期第二讲“不忘初心 追忆革命前辈”——《从参谋到参谋——我的父亲罗舜初》主题讲座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小剧场举行。(中旗网张伊摄)
部分同志合影留念。(中旗网张伊摄)
主题讲座现场。(中旗网张伊摄)
中旗网北京2019年6月6日电(张伊)
被毛泽东定位“参谋出身”的罗舜初同志,是一名从普通战士、班长在中国工农红军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最高指挥机关的参谋、共和国的将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眼里,罗舜初是个埋头苦干、认真负责、工作大胆的好助手。他的一生无论是重操旧业、勇挑重任的精神,还是忍辱负重、不辱使命的精神,亦或是身处要职克己奉公、严于律己、鞠躬尽瘁、不忘初心的革命精神,都令人深受感动和教育。日前,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中共海淀区委党校羊坊店街道党工委分校、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华世纪坛红色讲堂系列讲座第二期第二讲“不忘初心 追忆革命前辈——《从参谋到参谋——我的父亲罗舜初》的故事”主题讲座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小剧场举行。
主题讲座现场。(中旗网张伊摄)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人康、鲁中分会副会长孙东宁、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王小戬、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岗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副会长谭斌、中华世纪坛管理执行主任马龙及来自于北京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井岗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和社会各界代表近200人聆听了报告。
主持座谈会(中旗网张伊摄)
罗舜初将军之子罗小明(中旗网张伊摄)
北京山东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罗小明同志用真情实感生动讲述了父亲罗舜初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一生三次当参谋的故事。
罗舜初为什么能从一个普通的战士、班长直接提升到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来当参谋
毛主席曾说:“蒋介石办了一所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我们要办一所红埔军校,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军事人才。”
江西瑞金城杨家祠堂旧址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江西瑞金金乌石垅
1931年秋天,红军学校在江西瑞金城外的杨家祠堂开办了。1932年的夏天,罗舜初刚刚从战士提升为班长,就被选拔到红军学校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军事学习,大多数同学都回到部队担任基层指挥员,唯独罗舜初被时任红军校长的刘伯承留了下来,继续参加下一期政治班的学习。此时,红军学校校长已由叶剑英担任,他发现罗舜初这个学生确实比较突出。此时,恰好上级要求红军学校开办一期参谋班,培养参谋,于是叶剑英又把罗舜初留下来继续学习参谋。参谋班结业后,刘伯承到学校来挑选参谋,看到罗舜初,比较了解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就这样,罗舜初,一个普通的战士、班长,进入红军学校,经过红军学校三期培训,直接进入到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
1937年,罗舜初在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留影(毛主席秘书叶子龙摄)
在后来的几年中,罗舜初相继经过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军委,一直到八路军总部,一干就是六年。罗舜初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为毛泽东等指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青睐。所以,毛主席说:“罗舜初是参谋出身”。
20多年后,被中央领导同志安排重操旧业,第二次当起参谋
1964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把时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罗舜初叫到办公室说:“中央已经决定国防部各研究院与国防工业部合并,考虑调你到国防工业办公室当副主任,具体负责部院合并后各国防工业部的科研工作。”
据周恩来总理的一个秘书回忆:“罗舜初有三个特点。第一,不招不至;第二,难进易退;第三,开会时不问不答。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仍然要调罗舜初来做这项工作,是因为罗舜初爱学习。
1965年的1月,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决定:罗舜初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国防部发布命令:罗舜初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聂荣臻元帅在一次干部会上对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的干部们说:“你们要当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参谋,当好领导同志的助手。”一些比较熟悉罗舜初的人,比如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说罗舜初:“你是出去转了一圈,又回到中央首长和军委领导身边,干起了老本行,当起了参谋。”这是罗舜初第二次做参谋工作。
能给周恩来当助手、给军委领导当参谋,的确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想当一个合格的助手和参谋,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20多年过去了,自己已经不是小青年了,身体在战争中间又负过重伤,而且工作难度也比过去大了许多,这就需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勤奋。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舜初勇于担当,一人独揽了所有责任,被群众组织揪去批判和劳动三个多月,后经中央批准,恢复了工作。他坚决贯彻周总理、聂荣臻的指示,抓好试验基地三线建设和卫星观察站建设,圆满完成了试验场区和观察站的建设任务。
1967年2月,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决定改变原定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氢弹空爆试验的计划,将试验抢在法国同类试验之前进行,力争在7月1日前爆响。而在参加氢弹空爆试验的单位中,二二一厂承担的任务最为重要,但是这里也是全国武斗的重灾区之一,影响着工作进度。罗舜初冒着风险,斗胆建议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电示二二一厂暂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四大”。他亲自动手,代拟电文,经聂荣臻审定后呈送周恩来、毛泽东定夺。5月29日,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这份电报,批准二二一厂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绝无仅有的。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如期试爆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如期试爆成功
罗舜初亲自动手,代拟电文,经聂荣臻审定后呈送周恩来、毛泽东定夺。5月29日,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这份电报,批准二二一厂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绝无仅有的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前,罗舜初和国防科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中国科学院、七机部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共同商定将这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在卫星研制和发射过程中,罗舜初几乎每晚都要到办公室处理公务,直到深夜向周恩来汇报完毕。同志们都在背后把罗舜初称为“938首长”,“938”本是当时国防科委的对外番号,用在罗舜初身上,是说他比谁都辛苦,早上9点开会,下午3点开会,晚上8点他还要再接着上班。
东方红一号卫星
“过去,只听说罗舜初是在总理身边当参谋,这回可是领教了,真是一个得力的好参谋。大事能做,这些小参谋做的事情,他也照样能做。”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以后,罗舜初紧接着又开始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时任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佑铭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0年6月,中国核潜艇最关键部分的核动力装置模式堆已建好,在四川峡江。需要先在陆地上进行试验,成功后,再装核潜艇下水。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特别召开了两天会议并在会上说:“核潜艇办公室应该派人到现场参加陆地上的试验工作”。罗舜初说:“已经派了”。周恩来听后对陈佑铭说:“你们这次去还要带这么多文件图纸,要注意安全。会议结束后,马上坐我的飞机去四川峡江。”
当时,我们这些人一听说总理派自己的专机送我们去峡江,非常高兴。但是很快转过神来,实际上有点发毛。大家在想:总理的专机在哪儿啊?我们怎么坐?而且总理的要求是:开完会马上就走,事先都没有做准备,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会议结束后,正在大家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罗舜初走了过来说:“陈佑铭,刚才总理说了,你们坐他的飞机走,现在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在西郊机场,你们几个人从大会堂直接去机场,上飞机。你们出差这段时间所需要的钱、粮票,我已经通知机关的财务处给你们准备好,送到机场了。你们签个字,办理一个借用的手续就可以了。你们几位出差在四川的洗漱用具、生活用品,我已经通知你们几位家属准备好了,而且已经派人到你们家里去取,也直接送到机场。你们下了飞机以后,成都军区会派人接你们,安排你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开车把你们直接送到峡江。到了峡江,你们马上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向总理报告。”
这个时候我们才想起来,总理说坐他的专机以后,我们只顾盯着坐在前面的吴法宪,觉得这件事肯定应该是空军司令负责,中间罗舜初站起来,出去了几分钟,大家以为是出去方便。没想到,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罗舜初已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安排好了。
陈佑铭感慨地说:“过去,只听说罗舜初是在总理身边当参谋,这回我可是领教了,真是一个得力的好参谋。大事能做,这些小参谋做的事情,他也照样能做。”
不忘初心,忍辱负重,给军区党委当好参谋。罗舜初一生中第三次做起了参谋
“9·13”事件以后,罗舜初很快就发现:派到国防科委来进行清查的这些人想利用“9·13”事件把周恩来推向林彪一边。当时,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和军委工作几乎没有交集,唯独“两弹一星”,进行卫星的研制、发射离不开军队,周恩来是中央专委主任,所以工作中联系较多,而罗舜初所处的位置正好处于周恩来总理和军委交接的节点上,所以,他们企图把罗舜初作为突破口,进而把矛头对准周恩来。
此时的罗舜初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稍有不慎,就会给“四人帮”制造攻击周恩来的口实。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一定保护好周恩来总理。最后,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保护,罗舜初被调到沈阳军区。不久,改任顾问。随之,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都来了,“你在北京那么大的权力,怎么现在到这里来了?”“是不是犯了什么大错误?”
罗舜初在东北留影
面对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罗舜初泰然处之,他反复思考: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给一些比自己年龄低、资历浅的同志当好参谋?在一次会上他这样讲到:“既然组织安排自己当顾问,就要识大体,顾大局,愉快的接受,不要怕人家说闲话,不要考虑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的问题,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看到革命的大目标,为了革命事业,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要围绕军区党委的中心工作,给军区党委当好参谋。”,他又第三次做了参谋。
1975年,罗舜初(第三次担任顾问)和同志们在珍宝岛前线
罗舜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些年,罗舜初每年都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下到部队基层,和战士们打成一片,调查研究,解决部队的一些问题。他把在周恩来身边所学到的许多总理严格要求、高风亮节也都带到了部队,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
一个秘书的日记里面曾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罗舜初出差,按照他的级别是可以坐软卧的,当时那列火车没有软卧,随行的同志要从铁路局调来软卧车厢,罗舜初知道后马上拒绝制止,一路在硬座车厢和那些普通旅客聊天、问长问短,其乐融融,气氛异常热烈。
这样的故事如数家珍,即使身处逆境、升迁无望的时候,罗舜初依然时刻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时刻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公私分明,用好手中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够做违反规定的事情
罗舜初在担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手中的权力很大。据一位老参谋讲: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上宣布说:“以后你们所有相关单位送的报告,必须得先经过罗舜初,没有他的签字我不看。”
怎么用好这个权力,罗舜初分的非常清楚。
罗舜初全家福
我弟弟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1970年国家大学恢复招生。当时国防科委分管很多学校,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核物理系等全国八九所重点大学。一天,分管院校的一个领导见到罗舜初就说:“罗副主任,你那个小儿子,我已经给他安排上清华了。”回到家里罗舜初问秘书:“到底怎么回事?”“是我们招生,我们分配。大家知道您还有一个小儿子,特别安排了一下。”罗舜初严厉地说:“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这样做,会给人民群众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我这个小儿子根本不符合上学条件。”秘书说:“我们今后注意”。“今后注意!怎么注意啊?这是我最小的孩子,把他退回去,取消他的入学资格!”一看老头儿这么认真,秘书也不敢吭声了,赶紧把弟弟上清华的入学资格取消了。事后父亲跟我说:“你弟弟愿意学习是好事,但是我不能利用我的职权来给他安排。他愿意学习,你可以给他买一些课本,让他补一补,等我们将来正式恢复考试的时候,让他凭自己的真本事去考。”
曾有人问:“你父亲是不是不喜欢小孩?不喜欢你们?”“不是的,父亲非常喜欢我们。”
多年以后,父亲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你父亲每天夜里下班回来后,不管多么晚,第一件事就是到你和你弟弟住的房间,轻轻地给你们把被子掖好、盖好,然后一个人静静的站在黑暗里,听着你们两个人的打呼声。你父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能够在黑暗中听着两个儿子熟睡的声音,就已经得到了一个做父亲的满足感,这就是他对你们表达父爱的方式。”
在涉及到孩子的成长,涉及到自己手中权力的时候,罗舜初分的非常清楚,任何人都不能够做这种违反规定的事情。
“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家人口也不多,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要让大家都有房住。”
罗舜初在国防部第十院当院长的时候,一些管理部门的同志为了给他安排住房,看到北京阜成门附近的一个小院不错,也不超标,都谈好了价钱了,请罗舜初过目。罗舜初知道以后问:“为什么事先不跟我说?现在我们这么多干部都没有地方住,你先给我来安排,不行!把房子退掉。”最后,房管部门的同志只好把房子退掉。
罗舜初曾经住了十年的北京东交民巷10号院一楼
罗舜初在国防工办任职后,就问管理部门同志说:“我们现在还有空房子吗?”同志们指着现在北京东交民巷10号院一幢非常普通的楼房说:“这个楼还有空房”。“那我就住这儿”。“这是很普通的干部住房,左邻右舍住的都是机关的参谋干事,最高也就是个处长。你这么大的首长,你怎么能住这儿呢?”“你们不要考虑 太多了,大家都可以住,我也可以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加在一起也不到200平米,距离标准还差一半,要不然二楼也都给您腾出来”。“人家住的好好的,不能让人搬家。”“那达不到标准”。“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家人口也不多,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要让大家都有房住。”所以,罗舜初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
曾经中间也有调整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很多老干部被扫地出门,房子成为公房。有同志让我动员父亲说:“这实在太简陋了,换个地方住吧?”罗舜初说:“这些干部都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更不能去占领他们的房子。现在住在这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老想换房?”并且让我告诉他们不要再考虑房子这些事情了。
到底是什么支撑罗舜初能够这样做?用现代话讲,就是:共产党的初心!在那个时候,一是高举右手加入中国共产党庄严宣誓时镌刻在鲜红党旗上的入党誓词,二是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链接:罗舜初
罗舜初中将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为罗舜初(左一)授勋后亲切握手
授勋仪式现场
罗舜初(1914-1981),福建省上杭县大洋坝人。1929年春参加上杭农民暴动,同年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7月进入瑞金红军学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0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科长、代局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局副局长。1937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第一纵队参谋处处长,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鲁中区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0军政委、军长等,率部参加了开辟东北解放区和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1960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63年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书记,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参与我国氢弹试验和发射第一、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组织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他呕心沥血,主持海军和核潜艇工作,主持完成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参与组织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7 年,罗舜初和辽东军区同志们
1947年,在临江辽东军区机关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一为罗舜初
1961年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进行射击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