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聚集

山东的胶东半岛三面濒海，屡遭外敌侵扰，近代以来日寇就数次从海上入侵。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入关大举南下，于1937年10月攻入山东。拥兵近十万的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稍作抵抗便于12月24日弃守济南；年底，曾任民国海军副司令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在奉蒋介石“焦土抗战”之命炸毁城市重要工业和民用设施，炸沉军舰后，率部近万人撤离青岛。胶东半岛海防至此洞开。

就在胶东即将陷入敌手之际，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组织发动了系列起义，勇敢地扛起了带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重任。1937年12月24日清晨，在位于文登、荣成、威海卫交界的天福山上，升起一面鲜红的旗帜。在凛冽寒风中，红军胶东游击队队员、胶东特委成员与农民、知识分子等80余人聚集在旗下，特委书记理琪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天福山起义点燃了胶东武装抗日的烽火。在这人数不多的行列里，站立着我们的姥爷。

姥爷吕福本是山东威海东洛后村人，上过学，因有文化，为人做事一向秉持公平正义，乐善好施，喜结交朋友。1936年春，在观里小学教师邹本兰（地下党员、河西村人）的支持和乡亲们的拥护下，当选官庄坊的坊长（管辖七八个村）。期间配合党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通过赶集等方式传送文件等。同年秋天，在邹本兰的支持下，与几位同乡发动佃户揭露地主改斗多收租（将斗底加深）的剥削行为（一斗多收七斤），与地主欺压剥削穷人的伎俩抗争，并巧妙的率众乡亲运用法律手段，救出了被地主诬告准备判刑的同乡吕广通，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937年1月，姥爷光荣地加入共产党（介绍人邹本兰和夏戌），他正式成为文荣威边委和威海特支委联系的交通员。

1937年12月24日，邹本兰带领张铎、姥爷吕福本和本村的吕广通参加了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天福山起义。起义后邹本兰留三军政治部工作，张铎任连队指导员，特委与威海卫特支委的交通员姥爷吕福本与本村备用交通员吕广通返村里继续开展工作，以后姥爷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姥姥夏福红是位农村妇女，于1938年10月入党。不识字的她也尽自己微薄之力参加抗战工作。她当过地下党的交通员，常常挎着篮子以卖针线等小商品为掩护到各村去送信。在日寇铁蹄踏进山东，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这两位祖辈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战，他们的言行影响和带动了下一代走上抗日之路。

抗战小演员

母亲吕广原名吕佩兰，十一岁参加抗战队伍。1938年10月，姥爷送母亲和本村吕广通（由邹本兰和姥爷介绍入党）的大儿子吕学章，也是母亲的小学同学到离本村约三里地的河西村，参加了由中共党员仇泽等人组织领导的文登抗战话剧社。母亲晚年记不起这个话剧社演过什么剧，但仍记得自己曾与比她还小的于乃昌（后成为解放军将军）一起在剧中扮演小孩，并和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同唱《抗敌歌》、《毕业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抗日歌曲。

1938年5月山东全境沦陷。在敌后宣传抗日要冒很大风险。1939年春，国民党文登县长丛某因抗战话剧社演出抗日剧目，竟禁止演出并扣押剧社领导。被迫解散的剧社成员分组步行至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前身为天福山起义建立的第三军）在栖霞的抗日根据地，参加 “胶东抗日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员们打着队旗到各村宣传、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动员老百姓参加抗战，还要站岗放哨担任保卫工作。

到冬天，留在后方的部分少先队员组成胶东孩子剧团，初期只有十五六个人，组织上仍属少先队。孩子剧团深入胶东各地演出宣传抗日，他们演唱和教唱的《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打回东北去》、《在太行山上》、《抗敌歌》、《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抗日歌曲鼓舞着抗战军民。活泼的孩子们在表演《海军舞》、《快乐舞》、《青年舞》等舞蹈节目时，身着统一的短袖、短裤，动作整齐，很受部队和老百姓的欢迎。剧团演出过团长王顾明（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创作的《都市的一角》、《归来》，指导员王文俗编导的活报剧《反扫荡》和当时流行的抗日剧。母亲既唱歌又跳舞，曾任舞蹈队副队长（队长是张志勇），还在一些剧里扮演小孩。1941年秋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宣传大队与胶东十几个剧团举行的首次联合公演中，她和张留（后名张立法，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在《都市的一角》里塑造的两个流浪儿的生动形象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真实地呈现了日本鬼子占领下城市儿童的生活现状，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这个剧也是孩子剧团的经典剧目。

1940年7月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少先队部分成员在日寇6.1大扫荡后的合影

前排左起：林德、木列尔（女）、谭翠华（女）、吕广（女）；后排左起：腾忠勤（现名沈西牧）、于学文（现名于克林）、于锡之、王一、赵铎、于乃昌、李平、王立岗、张志勇（女）、林玉霞（女）

在敌后，根据地和敌占区交错，剧团有时就在日寇据点附近演出，还要应对日军的围剿和扫荡。十几岁的小团员们不畏惧、不怕苦，常在山中与敌人周旋，有时连夜行军上百里。有一次他们好不容易爬上山顶，看到山另一面有很多鬼子，只好从原坡面滚下去，荆棘刮破他们的脸和手。在1940年的六一大扫荡中，剧团被日军围困在招远境内的灵山上，几天后才趁夜幕突围下山。剧团领导为掩蔽计，要求所有团员剃光头，化装成逃难者。他们分组转移到掖县七区后，为纪念反扫荡胜利，部分战友合影留念。照片中，母亲和其他四个女孩子都是光头。

孩子剧团很重视学习，有着很严格的学习制度，每天规定学习两小时，不管是行军转移、繁忙的演出，还是鬼子扫荡，他们都根据环境合理安排和挤出时间进行学习。每个人的书包里都装着几本书，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虽感深奥，但是一起讨论，一点点搞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提高了团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也对宣传抗日有很大的帮助。经数年磨练，孩子们逐渐成熟，其中有的人已经尝试着写小说、写剧本、作曲、作画了。当时陈志昂还自编了一个手抄刊物《春草》，发表大家的作品。

1942年初，上级让孩子剧团更名为大众剧团，队伍扩大到六七十人，还成立了京剧队和民乐队，添置了装备。除演出流行抗战剧，剧团自创自演了《盟誓》、《暴风雨之夜》、《自找苦吃》、《祖国的土地》等剧。剧团音乐创作和演出水平进一步提高，自己创作出《展开爆破战》等歌曲，还排演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大型作品。文艺战士们的演出激励着胶东军民奋力抗战。

1942年冬，冈村宁次为歼灭胶东的共产党部队，亲自指挥陆海空一体的大规模拉网扫荡。大众剧团人员在这次扫荡中被逼到濒临黄海的山顶上几天几夜，经地方党组织派人引路才突围下山，并乘小船从海叉子绕出包围圈。

抗战时期，孩子剧团和大众剧团的生活都十分艰难。母亲回忆：大家一天的口粮经常是一块贴饼子加点咸菜，冬天饼子冻成冰坨，很硬；没粮时只能以树叶、树皮充饥，饿肚子是常事。抗战几年间，她与同伴们没盖过一天被子，睡觉也是靠棉袍御寒。

此外，团员随时可能失掉性命。王广汉是团里的小画家，他画了很多画，深受战士和农民的欢迎。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的背景画，画面上巨浪滔天，气势磅礴，大大增强了演出的气氛。他被日寇俘虏，用绳索拴在马后，活活拖死。他牺牲时才15岁。先后牺牲的还有孩子剧团的创始人，胶东青联主任林江同志，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运动领导者，1942年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那时才24岁。还有孩子剧团早期的指导员腾吉俊同志等几位战友。他们在敌人面前都表现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在艰苦而残酷的环境中也有个别人动摇，脱离革命队伍。如剧团导演邹某，是富家子弟，就携妻（剧团主要演员）逃到日寇占领的烟台。逃跑前，邹某试图动员与他同乡的母亲一起走。母亲坚定地拒绝了，后来对战友们说：“就是逼我，我也不跟他们去当叛徒。”

母亲吕广在新华社胶东分社

剧团演出之外还去摸敌情，做侦察工作，还做减租减息等群众工作，受到区党委表扬。1943年，胶东区党委执行党中央指示，再次精兵简政，解散了大众剧团。部分骨干合并入胶东文协文工团，其余有的到青联工作，有的被送到学校深造。到荣成上学的母亲在学校里是文艺骨干，教唱、指挥抗日歌曲；毕业后任威海城区各界抗日救国会少儿工作团副团长、指导员，做学生工作直至日本投降。

奋战在新闻战线

父亲刘韬去世较早，没有像母亲那样在晚年留下关于抗战经历的口述。但我们小时候见过家里藏有日军的军刀、三八枪的刺刀及铝饭盒等战利品，知道父亲也曾当过八路军。后来我们才从他写的简历和战友的回忆中了解他抗战中的点滴经历。

当八路军的父亲刘韬

父亲原名刘作馨，生于山东黄县臧格庄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先后在黄县和青岛读了五年半书，后因在青岛打工的爷爷失业而辍学。为了糊口，父亲于1938年春在亲戚引荐下，闯关东到哈尔滨一家皮货店当学徒工。那时占领东北的日本人横行霸道，一次父亲送货走错了路，遭日本人毒打。亲身尝到亡国之痛的他满怀民族仇恨，觉得只有当兵抗日才是出路。

1939年，父亲听说胶东有了抗日队伍，就在同乡帮助下一起从哈尔滨到山东掖县参加了八路军。他因有一定文化，被送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数月后，此校与来自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赴胶东的百余师生合组为胶东抗大。这个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大学没有固定校址，在敌人的扫荡下，学员们要边行军、边战斗、边学习。学员常以膝盖、背包当桌凳，场院、树林及战场都是课堂。在八路军大学的一年里，父亲学习了政治、军事、文化、哲学等课程，政治觉悟得到提高，于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1月父亲毕业后到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报社工作。报社初创时有一百多人，以后逐步扩大至八百多人。报社分为编辑部、印刷部、经理部和电台。父亲初到报社任文化干事。据曾与父亲共事的刘岳峰（建国后任《福建日报》总编辑）说，父亲积极开展文艺活动，教授印刷厂工人学文化，很受欢迎。1941年他担任救亡室主任，负责在社内组织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娱体育活动，并在驻地搞救亡宣传。以后父亲调到编辑部，当过校对、抄稿员、见习记者、记者、助理编辑、编辑。他常带着纸笔和照相机随部队赴前线采访，报道真实战况；也在根据地采访报道减租减息、动员参军等运动。

父亲刘韬（左）在大众报社

《大众报》是四开四版的报纸，有社论、地方新闻、国内外新闻和副刊。报载社论如《目前坚持胶东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农民武装起来涌上前线》、《面向敌占区》向胶东军民指出了斗争方向，发布了工作任务。报社采集发布的新闻和转载的来自延安新华通讯社的电讯报道，以及首页发表的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秋季战役攻势总结》等提升了胶东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老百姓争相传阅《大众报》，说“土报纸里装着真枪炮”。

八路军在胶东作战

报社人员平时生活就很苦，在日伪军的蚕食、扫荡和封锁下，生活更加艰苦。据报社一位编辑陈志昂回忆，大家常常吃糠，遇敌扫荡时甚至睡在岩洞里或山上，编辑们有时要坐在山上工作。报社人员经常行军转移，也要拿起武器战斗，一次战斗就牺牲了三十多位同志。在如此危险和艰难的情况下，《大众报》依然坚持出报，不能每日出报，就出二日刊、三日刊。

后来环境改善，报社出版了《胶东大众》、《胶东青年》、《胶东画报》等期刊，还印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大众哲学》、《唯物史观》、《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等书籍。抗战后期，报社在各地建立了通讯网，收到很多稿件，充实了报纸内容；各县市百余村镇还建立了发行交通线和发行网，报纸发行量也从最初的两千份达到十万份。大众报社的工作卓有成效，指引和推动胶东人民走向抗战胜利。

1945年11月至1946年8月，父亲到胶东党校学习，毕业后调到新华社胶东分社任记者兼组长。1946年春，母亲也调到新华社胶东分社当译电员。在新闻岗位上，父母并肩战斗，走到了一起，成为相濡以沫的伴侣。他们携手踏上新的征程，迎来全国解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他们从济南市委调到北京，投身于工业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母1961年在北京人定湖公园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为两代前辈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畏艰险、不惧牺牲、挺身而出的英勇行为而感到自豪。他们值得永远怀念!

                   （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提供有关图像）